向中国欧博abg索赔,能绕开国家豁免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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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5-20 18:13

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欧博abg一些国家反应迟钝、应对无力,导致民众和官员对最早报告疫情的中国产生强烈的质疑与不满,开始以各种理由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甚至索要巨额赔偿。在这方面,疫情特别严重而诉讼文化又特别发达的美国再一次走到了世界前列。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美国各地至少已有8起针对中国的集团诉讼。特别是2020年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向联邦法院提交诉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为被告,要求被告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大量死亡、苦难和经济损失承担责任(以下简称“密苏里案”)。这是中美建交后第一起美国州政府起诉中国政府的索赔案件,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密西西比州紧随其后,也已起诉中国,预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诉讼出现。

面对来势汹汹的索赔起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回应:“这起所谓的诉讼纯属恶意滥诉,有违基本法理。根据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中国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为不受美国法院管辖。此类滥诉不利于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也与当前国际抗疫合作背道而驰。美方现在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驳回滥诉。”

稍有国际常识的人都知道,基于国家主权独立平等,国家主权豁免是基本的国际准则,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国家的法院是无权受理针对另一个国家的诉讼的,也就是说,除非中国放弃豁免,否则美国法院不能受理、也无权审理针对中国的诉讼。那么,美国民间团体或者地方政府向中国索赔,能绕开国家豁免权吗?美国会限制甚至取消中国的国家豁免权吗?本文将以密苏里案为例,简要介绍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及其例外情形,并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什么是国家主权豁免?

 国家主权豁免(Sovereign Immunity of State),又称国家管辖豁免,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及其机构、财产和主要官员,不受另一国家的管辖,主要包括司法管辖豁免、诉讼程序豁免和强制执行豁免。

1.         司法管辖豁免:指非经一国同意,另一国不得受理和审判以该国家、国家财产、及代表国家的高级官员为被告的民事和刑事诉讼。

2.         诉讼程序豁免:指即使一国放弃管辖豁免,他国法院也不得对该国财产强制实施诉讼保全、强制该国官员出庭作证、或采取其他诉讼强制措施。

3.         强制执行豁免:指即使一国放弃司法管辖豁免和诉讼程序豁免,另一国也不得对该国强制执行任何判决,不得对其国家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或者对该国官员实施刑罚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国家主权豁免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被国际法所承认的一种国际习惯,是国家之间基于主权平等与相互尊重而互相给予的礼遇和特权。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成文法。欧洲部分国家于1972年签订《欧洲国家豁免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State Immunity), 1976年美国颁布《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ty Immunities Act, FSIA),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国内成文法。之后英国和一些其他国家也陆续颁布《国家豁免法》(State Immunity Act)。

2004 年,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目前,已有28个国家签署,包括中国于2005年签署但仍未予以批准。该《公约》目前还未生效。

对于外国政府在中国是否享有管辖豁免的问题,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除外)。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曾经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受理涉及特权与豁免的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中国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主体为被告、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在决定受理之前,报请本辖区高级人民法院审查;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受理的,应当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前,一律暂不受理。


二、国家主权豁免有哪些限制和例外?

 在 19 世纪末之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均采用绝对豁免原则的模式,即不论国家从事的是公法行为还是私法行为,除非该国放弃,否则都给予豁免。但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联系和往来越来越紧密,以政府为主体与外国私人或公司之间的商业交易也逐渐增多,绝对豁免原则容易成为外国政府的保护伞,用以规避外国政府或官员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私人或公司处于天然的不利地位,因此一些国家逐渐倾向采用限制豁免原则以保护本国利益。限制豁免原则对政府管理行为(acta imperii)和商业性质行为(acta jure gestionis)予以区分,国家实施公共管理职权时,可以获得豁免;但从事商业行为或参与私法领域的活动时,则不享受豁免,需受外国法院的管辖。

进入20世纪,限制豁免原则逐渐成为主流。1918 年瑞士联邦法院在德雷菲斯案件中采用限制豁免;奥地利最高法院在20世纪20年代转向限制豁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希腊、爱尔兰高级法院以及埃及混合仲裁法庭都相继发展了有限豁免的实践;1963年,德国法院在伊朗帝国索赔案中开始转向限制豁免立场;1978年,英国颁布《国家豁免法》(State Immunity Act),列举了豁免的例外,规定从事商业行为或在英国履行合同义务的外国国家须接受英国法院管辖。

2004 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规定了商业交易、雇佣合同、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及权属争议等多项例外。 近年来,欧博官网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对于反人类、严重侵犯人权和恐怖主义罪行不再给与豁免的呼声日益高涨。

美国早年的实践也倾向于绝对主义。19世纪初期,大法官马歇尔(1775~1835)在“交易号帆船”案的判决中提出“一个君主不受另一个君主管束”的说法。但后来美国法院逐渐倾向于限制豁免。1976年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列举了多项国家主权豁免的例外情形:

1.         1605(a) (1):明示或默示放弃豁免权;

2.         1605(a)(2):基于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或者与美国之外的商业活动有关的、在美国完成的行为;或者与美国之外的商业活动有关的、在美国领土以外进行的、但在美国引起直接影响的行为;

3.         1605(a)(3):涉及违反国际法取得的财产;

4.         1605(a)(4):涉及继承或馈赠的财产权利,或位于美国的不动产权利;

5.         1605(a)(5):发生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或不作为,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6.         1605(a)(6):为执行外国与私人当事方达成的仲裁协议;

7.         1605(b):为执行基于商业活动产生的对外国船舶或货物的海事留置权;

8.         1605(A)(a)(1):因酷刑、境外杀人、破坏航空器、劫持人质或为此种行为提供物质支持或资源的行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赔偿案件,如果该外国被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9.         1605(B):因(1)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和(2)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死亡或财产损失索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主权豁免法案》颁布以后有两次重要的修订,美国国会通过立法限制了某些国家适用主权豁免的情形。第一次是1996年增加了上面列举的1605(A)(a)(1) 例外情形(2008年进行了微调),即如果某国被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那么该国对于因酷刑、境外杀人、破坏航空器、劫持人质或为此种行为提供物质支持或资源的行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赔偿案件,不享有主权豁免。但是要适用这一条,所涉及的国家必须被美国国务院正式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该名单每年4月30日由美国国务院进行更新,目前这个名单上有4个国家: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

第二次重要修订发生在2016年。当时有许多9/11事件的受害者家庭希望在起诉沙特政府进行索赔,但由于沙特并没有被美国国务院正式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因此无法适用上述1605(A)(a)(1)规定的主权豁免的例外情形。经过受害者家庭和律师们的长期争取,美国国会终于在民意压力下,增加了以上1605(B)的规定,对于因为支持恐怖主义而被取消主权豁免的国家,不再要求被正式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明确说明法案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便利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向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进行索赔。

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也在2012年3月修订其《国家豁免法》(State Immunity Act),允许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如果是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者与加拿大有真实和重要联系,可以就1985年1月1日以后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恐怖主义行为在加拿大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索赔,而相关国家不享有主权豁免。

 

三、哪些主体享有主权豁免?

按照国际法和相关国家国内法的规定,一般来说,主权国家及其政府各部门和主要官员都享有主权豁免的特权。按照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第1603(a)条和1603(b)条的定义,享有主权豁免的“外国国家”包括外国国家的“政治分支机构”(political subdivision)和“代理机构”(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外国主权豁免法案》项下的“政治分支机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中央所有政府性单位和地方各级政府,诸如省、行政区、郡县、自治市等从属性政府实体。判例中多数观点认为, “政治分支机构”不仅包括地方政府,也包括中央下属各部门或部委,例如,俄罗斯文化部(Russian Ministry of Culture)被认为系俄罗斯的“政治分支机构”, 也门供应与贸易部(Yemeni Ministry of Supply & Trade)为也门的“政治分支机构”。

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由若干不享有独立主权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从权力来源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下设的部门在中央政府的授权范围之内履行其行政职责,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也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享有豁免资格。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主管部门为中国科学院,而中国科学院的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从概念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均属于国务院的分支机构,性质上属于中央政府之下的政府性单位,应该属于《外国主权豁免法案》项下的“政治分支机构”。

上文提到,密苏里州的起诉书里所列的被告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并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机关或政治分支机构,不应享有国家主权豁免。

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性质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严格来说,政党并不属于《外国主权豁免法案》所规定的“外国国家”的“政治分支机构”或者“代理机构”,因此有可能被美国法院认为不享有国家主权豁免。但是,从基本性质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从核心职能看,中国最新修订后的宪法载明“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国家机构设置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常会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而国家主席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代表,也是国家机构之一。地方各级政府的一把手通常都是专职的党委书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也应该享有国家主权豁免。但是突出中国“党国一体”的特殊性,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特别谨慎处理。

 

四、起诉中国,能绕开国家豁免权吗?

就目前因疫情而对中国提起的多个诉讼案来看,很难突破《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现行规定,因此难以适用国家主权豁免的例外情形,获胜机会渺茫,美国法院很可能会驳回起诉。以密苏里案为例,原告援引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第1605(a)(2)条和第1605(a)(5)条认为被告不享有豁免权,但这两条都显得十分牵强。

首先,原告援引第1605(a)(2)条规定的商业例外情形,需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中国政府的行为构成“商业行为”,第二,中国政府的行为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影响”。关于“商业行为”,第1603(d)条进行了定义,指日常的商业行为过程或特定的商业交易或行为,也就是说一项活动的商业性质主要参照行为过程或特定交易或行为的性质来确定。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出(1)中国和武汉运营医疗保健系统属于商业行为;(2)中国科学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有关病毒的商业化研究;(3)传统和社交媒体的运作出于商业盈利目的;(4)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采购和进出口属于商业行为。但是,无论是从性质还是目的来看,中国各级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于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响应,几乎与“商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在中国,医疗系统和主要媒体的运营主要以国家为主导力量,私人主体不具备相应的部署资格和调拨能力。这一点与美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原告方的主张很难成立。

关于“直接影响”,FSIA没有做进一步定义,但是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四版)中提到,这一例外“要求该行为与商业活动之间存在实质性联系或因果关系”,此外, “直接影响”要求不包括行为“遥远或减弱”的后果,也不包括由干预行为引起的影响, 也就是说,“直接影响”意味着行为与结果的因果链条不受干预。就疫情在美国蔓延的“惨烈”程度来看,与其说是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如说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和部分州政府反应迟缓、防控不力,美国医疗体系整体准备不足,某些州居民防控意识淡薄,在这个问题上要甩锅中国,恐怕难以获得法律的支持。

 其次,《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对于第1605(a)(5)条规定的侵权例外情形,明确要求这一例外是指“发生在美国境内”的他国政府官员或雇员的侵权行为或不作为,并进一步指出本条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情形:(1)基于行使或者不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提起的任何权利要求,无论此项自由裁量是否被滥用;(2)由于虚假陈述、欺骗、或者干涉合同权利而引起的任何权利要求。就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或官员在美国境内故意或过失造成病毒的传播,因此无法适用本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此外,中国政府采取何种疫情防控措施基于其自由裁量权,无论该自由裁量权是否被滥用,仍然享有国家豁免权。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地方政府在初期对疫情通报有所迟缓,也不属于可以排除主权豁免的情形,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提起的对华索赔,如果援引《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第1605(a)(2)条和第1605(a)(5)条所提出的两种例外情形,即商业活动例外和侵权行为例外,都难以成立,很难绕过中国所享有的国家豁免权。

 

五、美国会取消中国的国家豁免权吗?

由于在现行《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框架内,就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对中国提出索赔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有些议员提出来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要求增加与扩散病毒相关的例外条款,取消中国与此相关的主权豁免权。为此《环球时报》发社论称:“要向中国‘追责’,首先要由美国国会修改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权,国会通过后,特朗普总统要签字批准。如果美国真敢那样行动,就等于是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全世界的相互主权豁免体系将坍塌,中国人和任何国家的人也将可以在国内法院起诉美国政府,得艾滋病的人可以要求美国政府赔偿,因疯牛病受了损失的农场可以要求英国政府赔偿,等等。大概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在财务上配合外国法院这样的判决,执行判决只能通过强行剥夺对方国家的财产来进行,从而引发对方国家相同方式的报复,天下将大乱。”

事实上,《环球时报》所担心的“天下大乱”的情况,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国家主权豁免本身只是国家之间互相给予的礼遇与特权,来源于国家之间的互相尊重与信任,并非什么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天赋权利”。在特定情况下,一个国家完全可能限制甚至取消给予另一个国家的主权豁免。历史上美国已有这样的先例。

前文说到,《外国主权豁免法案》颁布以后有两次重要的修订,特别是在2016年,美国国会不顾沙特的强烈反对和外交抗议,通过了《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剥夺了沙特本来享有的主权豁免。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担心这个法案会招致沙特报复,或者被其他国家效仿,造成天下大乱而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并最终不利于美国,因此他以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该法案,但随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票数推翻了奥巴马对该法案的否决。这也是奥巴马八年总统任期内,唯一遭到推翻的否决。法案通过前,沙特政府曾威胁说要抛售所持有的7500亿美国国债,但事后并未兑现。法案通过后,先后有数千名美国人在美国提起了针对沙特政府的索赔诉讼,目前仍在进行当中。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一定都会利用这次疫情大做文章。“攻击中国、抹黑中国”本来就是美国选举的“标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已有多名议员提案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政府多部门也在研究、制定对中国的惩罚方案。方案包括废除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制定新的美中贸易政策等。特朗普治下,美国政府不按常理出牌已是常态。此次疫情使美国损失惨重,为推卸责任、转嫁矛盾,美国的政客们完全有可能不惜牺牲中美关系,通过剥夺中国的国家豁免权来平息民怨,放任甚至鼓励民间力量或地方政府起诉中国,从而加速中美脱钩,甚至颠覆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架构。这绝非杞人忧天。2016年美国国会就是在大选前夕通过了《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剥夺了沙特的国家主权豁免。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如果形势恶化,美国国会通过立法限制或者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甚至单方面废除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

当然,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绝非儿戏,修订《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事态如何发展取决于对病毒源头和中国责任的调查结果,取决于美国的主流民意,也取决于中国是否应对得当,能否赢得世界的信任与尊重。

在法律层面上,无论根据国际法还是美国国内法,目前的起诉都不可怕。但要防止出现最坏的结果,避免美国国会修订《外国主权豁免法案》,也不能掉以轻心,关键还是在于争取美国的大众媒体和主流民意,特别是本来同情或者接近中国的各个阶层,要消解他们的怨气,赢得他们的信任,而不是把他们推到对立面。

对于美国政客抹黑、甩锅的行为要坚决回击,但应当“有理、有利、有节”,要考虑美国普通公众的感受,过于激烈的“战狼”式的作法和言辞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容易被政客利用来煽动反华情绪。对于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正常关切,比如病毒的源头和疫情扩散的原因,应当以负责的态度进行回应。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不仅美国人有知情权,中国人更有知情权。既然问心无愧,就不怕调查。既要查中国,也要查美国,查清楚了,不仅是对世界人民的交代,更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武汉人民的交代。

 

六、结语

综上所述, 国家主权豁免,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是国家之间基于主权平等互相给予的礼遇和特权。按照美国目前的法律,中国政府享有不容置疑的主权豁免,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害对中国提起索赔,在法律上难有胜诉可能。但是,在极端情况下,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立法,限制甚至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因此,对华索赔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杂糅了复杂的政治因素。这背后反映了甚嚣尘上的反华情绪,以及部分美国政客脱钩中国、围剿中国的阴谋。要挫败西方对华索赔的图谋,特别是防止美国国会修订《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关键是要重塑美国主流民意对中国的信任与好感,避免激化矛盾、扩大敌意。这既是一场法律战,也是一场外交战,考验着中美两国政治家的智慧。


https://ago.mo.gov/docs/default-source/press-releases/2019/prc-complaint.pdf?sfvrsn=86ae7ab_2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72375.shtml

国际习惯作为国际法渊源,见《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美国法典》第28章第1605条(28 U.S.C. 1605)

https://law.lawtime.cn/d669425674519.html

何志鹏:《主权豁免的中国立场》,《政法论坛》,第 33 卷第 3 期。

28 U.S.C. 1605(a)(1): in which the foreign state has waived its immunity either explicitly or by implication, notwithstanding any withdrawal of the waiver which the foreign state may purport to effect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waiver.

28 U.S.C. 1605(a)(2): in which the action is based upon a commercial activity carried 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foreign state; or upon an act perform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nection with a commercial activity of the foreign state elsewhere; or upon an act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nection with a commercial activity of the foreign state elsewhere and that act causes a direct eff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28 U.S.C. 1605(a)(3): in which rights in property taken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re in issue and that property or any property exchanged for such property is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nection with a commercial activity carried 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foreign state; or that property or any property exchanged for such property is owned or operated by a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of the foreign state and that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is engaged in a commercial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8 U.S.C. 1605(a)(4): in which rights in prop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cquired by succession or gift or rights in immovable property situ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 issue.

28 U.S.C. 1605(a)(5): not otherwise encompassed in paragraph (2) above, in which money damages are sought against a foreign state for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or damage to or loss of property, occur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used by the tortious act or omission of that foreign state or of any official or employee of that foreign state whil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office or employment; except this paragraph shall not apply to—

(A)any claim based upon the exercise or performance or the failure to exercise or perform a discretionary funct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discretion be abused, or

(B)any claim arising out of malicious prosecution, abuse of process, libel, slander, misrepresentation, deceit, or interference with contract rights.

28 U.S.C. 1605(a)(6): in which the action is brought, either to enforce an agreement made by the foreign state with or for the benefit of a private party to submit to arbitration all or any differences which have arisen or which may arise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a defined legal relationship, whether contractual or not, concerning a subject matter capable of settlement by arbitration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confirm an award made pursuant to such an agreement to arbitrate, if (A) the arbitration takes place or is intended to take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 the agreement or award is or may be governed by a treaty or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in for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lling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C) the underlying claim, save for the agreement to arbitrate, could have been brought in a United States court under this section or section 1607, or (D) paragraph (1) of this subsection is otherwise applicable.

28 U.S.C. 1605(b): A foreign state shall not be immune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case in which a suit in admiralty is brought to enforce a maritime lien against a vessel or cargo of the foreign state, which maritime lien is based upon a commercial activity of the foreign state.

28 U.S.C. 1605(A)(a)(1): A foreign state shall not be immune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the States in any case not otherwise covered by this chapter in which money damages are sought against a foreign state for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that was caused by an act of torture, extrajudicial killing, aircraft sabotage, hostage taking, or the provision of material support or resources for such an act if such act or provision of material support or resources is engaged in by an official, employee, or agent of such foreign state whil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or her office, employment, or agency.

28 U.S.C. 1605(B): A foreign state shall not be immune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case in which money damages are sought against a foreign state for physical injury to person or property or death occur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case="" which="" money="" damages="" are="" sought="" against="" a="" foreign="" state="" for="" physical="" injury="" to="" person="" or="" property="" death="" occurr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used by (1) an act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2) a tortious act or acts of the foreign state, or of any official, employee, or agent of that foreign state whil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or her office, employment, or agency, regardless where the tortious act or acts of the foreign state occurred.

united="" states;="" and="" (2)="" a="" tortious="" act="" or="" acts="" of="" the="" foreign="" state,="" any="" official,="" employee,="" agent="" that="" state="" while="" acting="" within="" scope="" his="" her="" office,="" employment,="" agency,="" regardless="" where="" occurred.

[16] https://www.state.gov/state-sponsors-of-terrorism/

28 U.S.C. 1603(a): A “foreign state”, except as used in section 1608 of this title, includes a political subdivision of a foreign state or a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of a foreign state as defined in subsection (b).

28 U.S.C. 1603(b): A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of a foreign state” means any entity— (1)which is a separate legal person, corporate or otherwise, and (2)which is an organ of a foreign state or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of, or a majority of whose shares or other ownership interest is owned by a foreign state or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of, and (3)which is neither a citizen of a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defined in section 1332 (c) and (e) of this title, nor created under the laws of any third country.

See Magness v. Russian Fed'n, 247 F.3d 609, 613 n7 (5th Cir 2001).

See S& Davis Int'l, Inc. v. Republic of Yemen 218 F.3d 1292, 1298 (11th Cir 2000).

Paragraph 19 of the complaint of Case: 1:20-cv-0009: On information and belie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an organ or political subdivision of the PRC, nor is it owned by the PRC or a political subdivision of the PRC, and thus it is not protected by sovereign immunity. See , e.g., Yaodi Hu v.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2012 WL 7160373, at *3 (W.D. Mich. Nov. 20, 2012) (holding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not entitled to immunity under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28 U.S.C. 1603(d): A “commercial activity” means either a regular course of commercial conduct or a particular commercial transaction or act. The commercial character of an activity shall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of conduct or particular transaction or act, rather than by reference to its purpose.

Chimène Keitner, Missouri’s Lawsuit Doesn’t Abrogate China’s Sovereign Immunity, April 22, 2020. https://www.justsecurity.org/69817/missouris-lawsuit-doesnt-abrogate-chinas-sovereign-immunity/

https://zx.sina.cn/hotweiboarticle/2020-04-23/detail-iircuyvh9493179.d.html?vt=4&wm=5312_00101004_&cid=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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