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欧博allbet调查记者“清水洁”是新闻界人尽皆知的名字。他今年62岁，从业40年。上世纪末，因穷追不舍地跟踪调查一起凶杀案而声名大噪。他不仅亲手找到实行犯，还揭露了警方对受害者生前报案的漠视、敷衍，以及案发后试图抹黑受害者、掩盖渎职事实的行为，并最终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长达半年多的追查过程被他详细写进了《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时隔20年于近期引进中国出版），此书当年一举获得“日本记者会议大奖”，被誉为“日本纪实文学的金字塔”。曾有电视台同行艳羡，“太厉害了。只要能做出一次这样的报道，就可以心甘情愿地退休了。”
涌来的赞誉没能阻止清水洁原本就职的周刊在不久后倒闭，他跳槽到电视台，继续老老实实地奔走于一线。仍然不搭地铁、不去信号不好的地方，洗澡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浴室门口，睡觉的时候放在枕畔，确保电量充足，不会漏接任何提供线索的电话。
他在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兼任讲师，学生们若是想从这位经验丰富的前辈口中领教一些新闻采写的诀窍，想必会大失所望。没有捷径，没有取巧的方法论，自称“愚笨到了极点”的老师奉行勤能补拙，“有人对我说，调查一百，只能写下十。如果只查到十，就只能写下一。为了彻底说服自己，只能不断寻找明确的证据。”
回复《南方人物周刊》的邮件采访时，清水洁进一步说明，“我没有特别尊敬的记者，也没有从前辈记者那里特别学到什么东西，我的调查取材方法都是属于自己独门独派的。”这些方法无不原始、朴实，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就是，“我只知道一种突破方法——挣扎到底。”
报道的“取材力”与“传达力”
桶川事件发生后，他与前往案发现场献花的人逐个攀谈，通过诗织（受害女生）的高中朋友弄到班级通讯录，地毯式电话询问；得知嫌疑犯经营按摩店，买来大量特殊行业的信息杂志、晚报、广告剪贴，觍着脸挨个致电，“欸，我喜欢人妻路线的，有没有这种店可以介绍”；确定了目标活动范围后，前往周边每一栋大楼，向管理员低头恳求，再每家每户地解释缘由，拜托素未谋面的居民允许他们进家里放置用于监视的摄影器材……
某些时刻，比如11月深夜跟踪与凶手交往密切的重要人物，对方在小酒馆里酣畅地喝上好几个小时，清水洁与摄影师只能在门外喝西北风，气温越来越低，他搓着罐装咖啡取暖，心里嘀咕：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才会跑来搞这些……但当下一次有重大案件发生，那股“不知道在坚持什么”的执着劲儿又将原封不动涌上心头，催使他再度反复赶往现场、敲开受害者遗属的家门、寻找凶器及其背后的真凶。每当这时，便会更加确认自己是个劳碌命，没有选择的余地，“除了憨直地调查，别无他法。”
2007年6月，日本电视台报道局社会部部长杉本敏也请清水洁去银座吃要价不菲的握寿司，欧博百家乐吃到最后一个寿司时，部长对清水洁说想做一档特别报道节目（后定名为《ACTION推动日本》），并提议选取未侦结的悬案，以一整年为单位报道。
翻阅档案后，清水洁将目光锁定于尘封二十多年的北关东连续诱拐杀害女童事件（因事发栃木县足利市，又称“足利案件”，后被评为“日本21世纪最知名冤案”）。他扛着从东京租来的电子测量仪，花了四小时，在一片沙洲上找到当时凶手弃尸的地点。随后打进一根木桩，当作记号，合掌膜拜。又从口袋掏出小猫玩具，轻轻放在木桩下。
案子是在夜晚发生的，因此现场调查也必须在夜晚进行。这是清水洁的自我要求，即便过去这么多年，在他看来，现场仍保有让人忍不住心生敬畏的宝贵生命，因此有些思考，还是必须要在现场进行。
“为了正确验证，请别说我傻，这对我非常重要。”他在《连续杀人犯还在外面——由冤案开始，却也在冤案止步：北关东连续诱拐杀害女童案件未解之谜》一书里记录道，自己如何根据菅家（足利案件中最初抓捕的“罪犯”，坐了十几年冤狱后被证清白）的自供模拟犯罪现场，找来与其体形相似的人，像案发当晚一样骑自行车，载着和被害人体重一致的18公斤重物，观察其骑行轨迹；虽然警方和被告人律师都检验了便利店收据，清水洁仍和同事仔细检阅当天多达几十卷的收据明细，“必须亲眼证实才行，虽然麻烦，但这才叫采访。”
这些素材不仅作为文字呈现，也时常流传于清水洁和同行们的交谈间。“很多记者都会隐藏自己的取材手法，但我却希望将其公开，对年轻人起到一些作用。调查新闻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为了报道新闻进行调查，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进行深度取材，在我想来只是一个经验而已。所谓‘取材力’，就是多和人碰面，多积累经验，认真阅读、深入理解别人写的新闻和书籍，多看电影和纪录片。这样一来，‘传达力’，即与文章写作相关的能力也自然会得到提高。”
聆听“微弱的声音”
几十年前，要想进日本报企当记者绝非易事，光有高学历不行，还得通过残酷的竞争考试。看到一名因和被告有私情、在判决上有所偏颇的法官最终由于一系列报道的反复追问而被制裁后，清水洁震撼于调查新闻的“威力”，辞去了在企业的工作，凭藉掌握的一点照相技术，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得以入行。
起初没得选，整天干的都是杂志社安排的工作，报道明星绯闻或是棒球，他在接受《先生制造》的采访时回忆说，“一点儿成就感也没有。”直到1985年夏天，发生了日本航空123号航班坠机事件，遇难者有520人。第二天早上他赶到现场，发现还有四位幸存者。“给这四个人拍照的时候，我感动坏了，眼泪不停地流。竟然还有人能活下来，真是太厉害了！”
打那之后，他便确定了要以案件、事故为中心，只想从事那些直接与人的生命相关的调查工作。“经济、体育这一类的新闻当然也很重要，但杀人，是最大的人权侵害，是不被允许的。急救、医疗相关的调查新闻我也在做，因为始终想着‘生命只有一次，不会再来’；如果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人遇到同样的经历，你会怎么评说呢？”
在这些采访中，他用过金属探测机、起重机、防弹背心、防毒面具等物品，“警方侦办与记者采访做的事虽然不同，但我自认为比一般辖区刑警经历过更多的案子与地狱。”他曾在空中摄影时因为直升机故障而迫降，也曾在上野车站内对着黑帮干部打闪光灯拍照，遭到约两百名黑道包围恐吓。阪神淡路大地震余震时，他差点因为采访中的人家房屋崩塌被活活压死。他曾用摄影机追着从凄惨的事故现场被救出来的幸存者，也曾目睹其中的许多人丧失性命，“狭小的医疗直升机中，就在我伸手可及的距离内，有陌生人心肺功能停止”……
看完这些遭遇，经常有年轻警察给清水洁写信，表示“看了您的书，实在是太感动了”；“搜查工作只做到这种程度，作为警察真觉得丢脸。”业内人更是不吝美言，“但凡有过新闻理想的人，都应想象过成为清水洁这样的记者——一路追随真相而去，哪怕道路崎岖险阻。”
听到这类评价，清水洁的第一反应是，“我只是个记者，可不想扛起莫名其妙的责任。人们应当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全、幸福的环境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点，‘正确的信息’是必须的。在错误的信息之下，就无法作出适切的判断。政府的方针、案件、事故、灾害，莫不如此。新闻报道这一工作，就是要提供正确的信息。我坚信，从极端上来讲，新闻事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用的。它的基础，就是传达‘事实’。”
记者乍看之下是索取者，但其工作的本质是给予。因此，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必须“爱好真相，胜过一切”。“记者这份工作不光是为我自己，而且是为了更多的人和社会公益。如果抱有这样的想法，我是高度赞成的。然而，如果是为了让自己受到世间关注，或者为了挣到更多的钱，那说起来，世界上比这个更好的工作要多得多。恐怕，记者不是那种头脑特别聪明的人适合选择的职业。”
他以足利事件为例，“五名女童从世上消失了，这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却将一名无辜的男子关进牢里长达17年半，纵放凶手逍遥法外。我在采访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总是不断自问。对一名职业记者来说，采访及报道当然是工作。那么也有人会想，只要付出对得起薪水的劳力就够了；但是我的想法有些不同。记者是要追查谜团、追究真相。前往现场，拼命询问那里的人，聆听他们的话语。那有可能是被害人，也有可能是死者家属。这些人的灵魂受了伤，变得极为敏感，设法贴近、传达他们细微的声音，或许这就是报道的使命。”
为了传达这种使命，尽可能聆听到“微弱的声音”，他尊重每一个提供消息的人。“虽然不知道对方知道什么，但接到这类联络时，我都会尽量去见他们。其中也有一些‘食客’（为了拿到酬金或吃上一顿饭而信口开河的家伙），但只要把这些当作采访中不可避免的过程，也不会因此感到挫折。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就没什么耐性，尤其不擅长单调的工作。只觉得，既然是必须要做的事，那就总得做，然后抱着这种责任感总想把工作做完。我有好多次都体验到，越是反复去调查，就越能接近事实真相，因此即便再辛苦也总是没有放弃。”
同时，他也积极配合别家媒体的采访或为它们提供线索，几乎“来者不拒”，希望有更多人接力传递真相。北关东连续诱拐杀害女童案件的电视报道除了一般新闻外，光是特辑和企画节目，就超过了50回以上；月刊的连载则是持续了一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日本主流媒体记者开始采访冤案。此外，清水洁还明显感受到一些变化。比如，1999年的时候，“跟踪狂”（ストーカー）这个词很少有人使用；因为错误新闻报道给被报道者带来伤害的事件相当之多；对警察的批判性报道很少。然而，这三点在过去这些年都有显著的变化。“跟踪狂”的危害性已被认定，也有了法律制裁；被报道者受到伤害的情况大幅度减少；因为对警察的批判性报道增多，警察的行为开始变得规矩，与过去相比，更能真挚地聆听被害者的诉求了。
当年，桶川案报道后，也是由于电视台的接力报道被国会议员看到，从而推动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立法。虽然这鼓舞了人心，但清水洁认为，“不管法律定得多么好，运用它的毕竟还是人。不可能世上所有的跟踪狂问题就此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对拼命倾诉的被害人多一点同理心——无论是不是‘美人’，什么样的人物要想完美地展现给读者、听众，这其实是不存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圣人君子，如果要责备，也都有可以责备的点吧。如果为了防止事件再发生，‘受害者也需要注意’的声音当然也会出来。不过，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把人杀了的理由’是不存在的。”
报道案件和事故，常常会给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带来伤害，或是巨大的悲伤。“那么，我们报道是为了什么呢？这种理由绝不可能是兴趣。或许，理由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为了不让同样的过错再次出现，就需要究明其中的原因，让警钟长鸣。与中国的读者一起思考这些发生在日本的悲惨现实，如果在中国也能以某些形式起到一些积极作用，那么，我想我的调查报道就达成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