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欧博allbet山之石】全媒体时代记者的“全”与“专”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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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02 21:13

媒体深度融合,欧博allbet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全媒型、专家型人才”构成全媒体人才的两个基本面向,前者侧重于拥有全媒体业务所需的理念、视野和技能,后者侧重于对某一个或某一些领域专业知识有较深的了解,这两种人才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对当今的新闻工作者而言,不仅要从纸媒思维转向互联网思维、新媒体思维,还要成为专业领域的行家里手,在众声喧哗中有能力“一锤定音”。

怎么看待“全”

每年全国两会,都能看到一些全媒体装备,其集手机、相机、云平台等各种信息采集手段于一身,让人觉得很有科幻感。手持这些装备的记者,则似乎文字、照片、视频、主持无一不精。这一场景的背后其实暗藏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全媒型记者简单等同于全能型记者。

在一些业界、学界人士看来,未来全媒体传播格局下,只有像这样“写得了稿,拍得了照,能出镜主持”的记者才能生存。一时间,“本领恐慌”不仅萦绕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编辑记者心间,也给新闻传播院校中的未来媒体人带来不少压力。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信息交互呈现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特点,媒体生态发生了颠覆性转变,这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和技能提出新的要求。能够打破媒介形态的壁垒,能够胜任多种媒体岗位,写得了文章、扛得了机器、拿得了话筒、剪得了视频、编得了公号……

这种全媒体人才符合媒体发展需要,自然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但事实上,技能上的“全”不过是全媒型人才的一个维度,有没有全媒体的意识和视野,是否善用全媒体手段生产与传播新闻精品,才是全媒体人才的重要评价指标。

一方面,媒体融合贵在合作而非竞争。充分发挥报、网、端、微的矩阵效用也好,满足受众读、看、听、玩于一体的需求体验也罢,必然涉及跨媒介、跨部门的合作。在具体工作中,记者编辑是否拥有全媒体的意识和视野,直接关系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搭配须因时因事而异。不是什么内容都适合采用新媒体的传播手法,也不是什么报道都必须全媒体呈现。比如,今年7月21日,某微信公号推出以长江2号洪水口吻口述的文章,将灾害拟人化甚至卖萌化而引起争议。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法,直接考验着每一个媒体人的全媒体素养。

如果说技能是全媒型人才的“术”,那全媒体的素养和思维则是全媒型人才的“道”。它是一种媒体发展趋势的洞察力,主动发现和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是一种媒体内容生产的判断力,科学而有效地选择媒体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是一种媒体内部合作的执行力,欧博百家乐打破新旧媒体之间观点理念和运作模式“两张皮”。今天的记者,可以没有全媒体的技能,但必须有全媒、全案策划的意识。

同时也要看到,全媒体时代之“全”,更是生产方式上向“全民生产”的颠覆性转变。传统媒体推进深度融合,也必须有平台思维,重视全民生产。对记者来说,不能满足于生产新闻产品,还要善于运维平台打造品牌、集聚资源服务受众。

如何实现“专”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在提升自身全媒体素养与视野的同时,新闻工作者还当致力于成为专家型、研究型编辑记者。专家型记者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传统媒体时代,就有关于记者应该成为“杂家”还是“专家”的讨论。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专家型记者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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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人们越来越感知到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存在。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再次验证了这一点,“风险”已从单纯的科学技术领域渗透到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

然而,从当前的新闻供给来看,充斥的往往是第一时间的、碎片化的信息,权威性、系统性和有序性的信息则相对缺乏,这就形成了全媒体时代信息既“多”又“少”的悖论。泥沙俱下、真假难辨的信息铺天盖地袭来,“剧情反转”“被打脸”事件隔三岔五发生,专业而权威的信息宛如迷雾中的灯塔,为正在信息汪洋中浮沉的普通受众所渴求。

芝加哥学派代表学者帕克认为:“一个社会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更准确、更负责和更科学的记者。”这句话侧面诠释了一个专家型记者应有的素养,即讲究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能够准确把握报道领域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但在全媒体时代,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一方面,“酒香还怕巷子深”,对某一问题能像专家一样提出真知灼见并不容易,而让这真知灼见在信息碎片中脱颖而出、光彩夺目、为人信服,也很不容易;

另一方面,“高手在民间”,自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信息市场上不乏具有专业背景的“草根”记者,要想与亲民而灵活的他们竞争,显然不能止于专业素养和知识积累的追求。换而言之,记者既要“专”,也要“亲”和“信”,能够具备一定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进而成为全媒体传播时代的意见领袖。

客观而言,当下真正符合专家型记者要求的新闻工作者数量并不多。这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媒体融合首先是体制机制的融合,但不少传统媒体的改革只停留在表面,制度供给远远跟不上新媒体发展需求。以用人与考核机制来说,目前尚未建立起与融媒体相匹配的科学考核机制,缺乏量身定做的传播效果评价标准,流于片面地以点击率、转发量“论英雄”。

专家型记者的养成,需要在一个领域长期地跟踪和研究,传统的“工分”考核下,记者往往疲于奔命,没有时间也沉不下心来细心钻研。以体制机制的改革持续激发个人学习的意愿,保证专家型记者培养的资源供给,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怎样尽快“转”

在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今天,越是有明晰的洞见、独到的创见、卓绝的远见,越是能在注意力争夺中获得竞争优势,专家型记者的价值也就越来越凸显。这不仅关乎编辑记者个人学识素养的提升,还关乎传统媒体纵深推进媒体融合的关键性议题。

立足现实,着力培养专家型、研究型编辑记者,亟待实现“四个转变”:

在角色定位上,变“报纸名记”为“主流网红”;

在内容生产上,变“纸媒思维”为“智媒思维”;

在工作方式上,变“单打独斗”为“团队作战”;

在话语表达上,变“党报语言”为“网络语言”。

以此将专家型人才深度融入全媒体生产链,让专家型记者释放更多潜能。

告别“报纸名记”,走向“主流网红”。网红现象已然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其背后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手法值得主流媒体学习和借鉴。

比如,网络红人往往具有草根化、个性化、互动强等特点。要鼓励专家型记者以个体化形式在网上施展拳脚,办栏目,开公号,出“爆款”,拉粉丝,成为一呼万应的“网红”。近年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启动“南方名记”培育工程,从采编人员中遴选50多名骨干,培养既能做“纸红”,更能做主流“网红”,在报网端拥有较强社会影响力、权威性的全媒型“名记”。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出个性化和差异化。如黄颖川着力大型全媒体策划,张由琼团队立足优质的影像内容,彭进团队策划组织大型行业论坛,韩讯团队制作财经人物类短视频等。能报道、会观察、懂策划,“主流网红”正在成为媒体竞争的利器。

摒弃“纸媒思维”,拥抱“智媒思维”。随着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在“智慧产品”生产与传播上寻求突破成为传统媒体重塑竞争优势的现实路径。

媒体的智库化转型是一次内容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纸媒相比更加注重内容的思想含量,更加注重当好党委政府的“智囊团”、社会思潮的“瞭望哨”、热点敏感问题的“解说员”。

近年来,一些纸媒重视选题策划、议程设置,创建传媒智库,以“库”聚“智”,以“报”传“智”,推动记者从碎片化的思维走向系统化的调查研究,推动新闻记者与智库专家两种身份的重叠、实现两种优势的互补,让产品更有生命力,让“智媒专家”更有价值。

下架“单打独斗”,解锁“团队作战”。传统“名记”大多以“个体户”的面貌出现,这种“单打独斗”在全媒体时代难免会遭遇“力不从心”。无论是推出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还是打造新媒体的爆款,都需要从“跑单干”转为“打团战”,实现科学分工、团队合作、协调作战。

一些纸媒成立了面向不同领域的工作室,依托中央厨房或全媒体指挥中心等平台,努力让扁平化的小团队调度更多专业资源和专门人才,占据更多媒体平台,拥有更快反应能力,具备更强的策划生产能力,推出“名师带徒”“轮岗锻炼”“实践挂职”等举措,构建融媒人才矩阵。

慎用“党报语言”,善用“网络语言”。党报语言,说教多,说理少;主动多,互动少;高度有余,温度不足;生硬有余,生动不足。同时,专业性的信息,一旦流于严肃、刻板、生硬,必然会折损它的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专家型记者要善作“翻译员”,把艰涩的术语和原理转换成普通受众看得懂、听得明、学得来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的“接地气”。

疫情期间,一些专家不仅擅长用最浅显易懂的话解释很深的科学知识,同时注重因人而异、不故弄玄虚。专家型记者就要像他们这样,语言平和朴实,却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帮助人们消解疑惑、提振信心,做到说话有人听、说理有人信。

(颜云霞: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翟慎良: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作者为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名师带徒”计划结对师徒)

转载于:青年记者丨作者:颜云霞 翟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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