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哥俩”报道截图

“一般的操作思路可能是接到投诉，欧博去找商家解释原因，解决个人问题，但我当时想的是，这都有几百例了，说明商家在食品安全把握方面有问题。”为核实线索的真实性，韩福涛在网上一个个核实了差评，全部核对完，他决定展开深入调查。

“食品安全问题只有在后厨才能知道最真实的情况。”韩福涛说道。

从业9年，各种卧底打工的丰富经历，让韩福涛应聘上后厨没问题。但是店铺不一定缺人。

“胖哥俩”在北京一共18家门店，韩福涛就一家一家联系，一家一家面试。终于在6月底，他入职了朝阳区合生汇店。

北京合生汇购物中心大楼里的“胖哥俩”厨房，分为杀蟹间、冷菜间和后厨间，后厨间里是厨师和切配岗的工作地。六月底到七月初，韩福涛在切配岗位上干了四五天。

夏季的北京，室外超过30度，后厨间用的是中央空调，没有独立空调，切配、打荷（厨房的一种分工）和烹饪都在这个后厨间里，一边是十个灶台，一边是切配台，一共六七个员工同时工作，生意火热时，十口锅同时大火炒菜。

韩福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穿一层自己的衣服，再套员工服，最外面围上一条不透气的皮围裙，没一会儿就全身都是汗。

“他们的员工服也不知道是从哪捞了一件，也不知道谁穿过，看着就很多天没洗。因为担心卫生问题，我贴身穿了一层自己衣服。”韩福涛说道。

几天下来，他捂出了痱子，“有时候实在热得不行了，会去冷菜间和杀蟹间凉快会儿。”

▲“胖哥俩”报道截图

这样的高温环境，员工受不了，食材也受不了。后厨温度过高，有些尚在保质期内的土豆也会变质。

工作几天下来，素材记录够了，但只有一家门店并不能说明问题，韩福涛又应聘了一家门店。

在北京凯德MALL大峡谷店卧底期间，韩福涛的工作虽然是切配岗，但赶上用餐高峰期，其他岗忙不过来也要帮忙。领导要求他去刷锅，他就提前切好土豆，去洗换下来的锅。

“他们有20口锅，是循环使用的，一开始我还会认真刷，但是后来要得急，基本上就10秒洗一个锅。”韩福涛解释道。

后来为了佐证品牌门店的承诺与行为不一致，他还以顾客身份去了其他门店，得到的都是“食材都是当天加工，保证新鲜和口感”的保证。

“胖哥俩”事件的后续新京报一直在跟进，韩福涛也在密切关注着。报道发出的第一时间，他就给胖哥俩的总部打了电话询问回应。与此同时，新京报立刻派出记者在监管部门到之前去门店等待，以防门店在检查前处理违规食材。

2021年8月23日上午8：13报道出稿，11：13涉事门店回应没有使用过期食材，12：25“胖哥俩”宣布官方内部调查，13：22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相关门店停业整顿。19：18“新京报贝壳财经”称胖哥俩在执法人员上门前丢弃食材。8月25日，10：00“胖哥俩”品控负责人回应称，新鲜螃蟹当天宰杀后，未使用完，储存到第二天再使用符合企业标准。18：38，胖哥俩创始人含泪道歉。至此，胖哥俩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量破10亿。

▲“胖哥俩”报道话题截图

韩福涛在接受“新京报传媒研究”采访时提到，“太聪明的人”干不了调查记者。比如“胖哥俩”事件，事后看觉得做得很值当，但是当时每时每秒都在想：我为什么想不开，来做这个选题？看不到成果，不知道能不能出稿，如果做不成，没有任何稿费，做再多都白干。

平衡不了的公共利益与私人情感

“‘卧底’的本质是‘欺骗’，就算是为了公众，‘欺骗’还是‘欺骗’。”因为这个原因，韩福涛的前同事、视频UP主“丧心病狂的周公子”离开了媒体。

2016年，他们曾共同报道过“常熟童工”事件。“常熟童工”报道揭露了“中国服装之都”江苏常熟的童工产业，中介从云南等地的山区里拉初中辍学的儿童卖给服装厂当劳动力。

那一次，韩福涛的卧底身份是服装厂的员工，和他关系最好的一名少年叫小熊。但报道发出后，小熊没有再联系过韩福涛。

在常熟的一些服装厂，当一件衣服的制作流程拆成若干个环节后，每个环节的工作只需要几个动作，欧博娱乐很容易完成。普通工人的工资五六千，工资高，人难招，服装厂缺人。童工一个人每月不超过两千元工资，价格低，不用签合同，还“听话”——“只要不听话肯定挨打，打一顿干活快得很”。

▲“常熟童工”事件报道截图

报道的主人公小熊当年只有十五岁，他和卧底的韩福涛都算新人，关系比较亲近。刚刚进厂的工作并不累，工作不计数，晚上八点半就可以下班，小熊挺满意这份工作。

后来，开始算工作量。“一天要求350件，后来加到500件，八月份不能再加了，再加就干不出来了，上次他说加到600就不加了，后来又加到750。”小熊说道。在那里，一个月至少要工作28天，机械性地重复简单劳动，从早到晚。

工厂要求的是数量，干不完就不能休息。

▲“常熟童工”报道截图

调查之初，其实韩福涛拍摄的素材已经足够报道了，但是他想找一个童工去聊一聊他们的想法。为了让童工们放下戒备心，韩福涛决定用假身份去卧底，他应聘进厂钉“摁扣”。这也就代表着，童工们对于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而是一群具体的人，一群他朝夕相处的人。同吃同住，共同干活，一起受苦，一起骂工头，几天下来，童工们和他成为了真正的工友。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夜晚，韩福涛和小熊在喝酒聊天。也是那天，小熊放下面子，放下戒备，说了真实的想法：自己是被骗来的，现在后悔了。来到这，无法改变现状，可能就只能认命了。

刚来厂里干了一段时间活，小熊是想跑的，老板压了他的电脑，扣了他的身份证，让他走不了。

当出现有人要跑的情况，先扣下身份证和银行卡，再沟通，沟通不了的就暴力解决，这是工头常用的方法，服装厂找中介、“买人”、租车、运输劳动力，都需要钱，如果不把对方留到回本，成本就赔进去了。

如果有童工想干两三个月就走，会被索要雇佣他的成本钱，连回家的路费也不会发。比起白干，童工们只能熬着，等着干满一年的工资。

2016年11月21日报道发出，《人民日报》转载，《央视新闻》跟踪，22日报道中的工头被控制，23日涉事老板被刑拘，常熟的一千多家服装加工厂被清查，调查报道起作用了。

很多少年被解救了，但是来自云南文山的苗族少年小熊却怎么也没想过，自己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上。

“报道结束后，他也就知道我是媒体记者，我给他发消息，他一直说不需要帮助。”韩福涛骗了小熊，小熊不再信任他了。

五年后的今天，再次提起小熊，韩福涛还是难掩难过。他说：“从个人层面来说，我骗了他，这确实是我的不对，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但是我真的是为了更多孩子能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我只能从大局考虑。”韩福涛认为这是他从业九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报道，也是没有处理好个人情感的一次。

“其实很多记者就是走不出来心里那道坎，最后离开了这个职业。”大众看到的是一篇篇报道，对于记者却是真实接触到的一个个人。

韩福涛说，有些调查稿写出来，自己就不想发了。后来为了避免再看到之前工友的消息心里难过，他在调查结束后会把所有的联系方式删干净，手机再停机一段时间。他说，我没法控制他们的情绪，骂我也好，恨我也罢，我只能选择不看。

小熊是唯一一个这个报道结束后，韩福涛没有主动删联系方式的采访对象。

再后来，是小熊主动拉黑了他。

五年了，他不知道小熊的近况，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去上学。“我试着加了他几次，他都没通过。”

当被问及如何平衡私人情感与公共利益时，韩福涛哽咽了，停了一会儿，说：“没法平衡。”

危险时刻蛰伏着，他却说：“没那么危险。”

第一次做调查报道，韩福涛就感受到了危险。

2012年，刚入行的韩福涛，与另一个刚毕业的同事一起调查当地违规黑车事件。

“他们用旅游包车的运营证从事长途客运，这是违法的。所以当时我们想要把他的旅游营运证明给拍下来。”韩福涛说。

第一次做调查报道，面对黑车的违规证件，韩福涛本能地想到了要将其拍摄下来作为调查证据。就在偷拍过程中，由于两人没有经验，被两个黑车上压车的人（类似于当地的地痞）发现并质问他们。

韩福涛不知道暴露自己会怎么样，两人辩解了一阵，坚持说自己就是普通学生去上海求学，刚才只是拍风景。

僵持了一会儿，其他乘客也维护他们，押车的人才作罢。路途中间停车在服务区时，两个年轻人慌乱中把照片素材发给电视台的同事，删掉原图，又联系领导，领导说派车来接他们。

“我们走了不就代表我们心虚了吗？”他们只能假装是普通乘客，强装镇定，煎熬了10个小时，抵达上海才得以脱身。

“当时我们一直胆战心惊的，”韩福涛说，“但是我从来不会去考虑被发现会怎么样，我只会考虑我怎么把这个调查给做好。”

2017年，韩福涛和搭档去调查广东陆丰的“洋垃圾”衣物走私到越南事件，原计划想报道完整的产业链，但是货物码头进不去。没有准确的证明，没法把走私的线路完整报道出来，他们就只能追着这条线来到广西的“中越”边界处。

▲“中越边界”走私报道截图

“我在想中国追不到，能不能去越南看看。”当时只有韩福涛带了护照，搭档没有带，于是他就只身前往越南。

韩福涛说：“越南这个国家治安差。”当时他刚过境，查护照的越南边境检查员向他伸手，当时他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后面的人的提醒他，这是在收小费。于是他交了50元的过路费。

再出一道口，又有检查员伸了手，他又交了50元。

“我以为这个事情结束了，结果等我快出去，又有一个军人向我伸手要钱。”现在韩福涛回忆起，庆幸自己的自己交了钱，因为后来曝出的“一行中国游客不交小费被殴打至重伤”新闻中提及的通道，就是他走的那条。

到越南后，韩福涛跟着地图往走私的渡口走，只顾着跟地图，忘记了环顾四周——他被跟踪了。

走到离渡口不远处的卡口处出现了一个带着对讲机的越南人，他猜测应该是走私团伙放哨的人。“我不会说越语，他只是懂一点蹩脚的中文，他跟我说，他是公安。”多年来到社会经验告诉他，这个人是骗他的。

远处有人跟踪，近处又被拦截，情况有些紧急。

韩福涛看到卡口哨所处的人拿起了对讲机，似乎在叫团伙。他有点慌了，在越南，人生地不熟，连海关和边检的军人都会敲诈，警察腐败也很严重，两个人还能应付，人多了他就不敢再想象。

他开始假装打电话，边打电话边远离哨所，找准时机，钻进了附件的树林里。然后一直跑，跑远了些，他又跑出树林，往商业区跑去。韩福涛说：“后来我就从一个商业区楼里面就转，转出来后，总算把他摆脱了。”

回忆起这段经历，韩福涛有些后怕，也不敢想象如果对讲机里叫来的人到了，他又编不出合理的理由会怎么样。

但韩福涛认为，做调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调查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可怕，甚至也没有那么危险。心理一定要强大，不要对方还没说啥，你就自己乱了阵脚。”

有时候也希望他可以像普通人那样“朝九晚五”

2015年，韩福涛准备告别自己的第一份媒体工作。

从地市级电视台出来，他想去北京试试。他说：“不想再干那种能一眼就望到头的工作了。”

“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辞职是大事，本来面不面得上都要回家。从小城市到北京，跨度太大了。”

本来只是试试，但到北京后，他见到了在北京读完研究生的前女友，得知对方还是单身，他决定留在北京。半年后，前女友变回了女朋友。

2018年，两个人谈了几年恋爱后，结婚了。他一直都不定时出差，工作也变动了几次。但韩福涛的爱人一直很支持韩福涛的工作。

“命运也不好说，这种安排也挺奇怪的，曾经分手之后，当时觉得不大可能了，6年后，又复合在一起了。”韩福涛很感谢妻子一路以来的支持。

“她没有从来要求我要挣多少钱，当时因为‘梨视频’是创业公司，我们在那待遇很好。”为了坚持他想做的社会调查，“降薪跳槽”这种事，爱人都鼓励他去做。

韩福涛的家庭和工作很少出现矛盾，直到去年八月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的孩子出生了，他做爸爸了。

▲孩子出生前韩福涛在产房外焦急等待（韩福涛摄）

“带小孩真的很累很累。”韩福涛说道。襁褓中的孩子，要一直有人看着，喂奶、哄孩子、换尿布，前一秒孩子还在笑，下一秒又哭了，不定时大小便，身边离不开人。“有孩子后，我连续写三小时稿子的时间都没有。”

孩子刚出生时，是韩福涛的岳母和他还有爱人三个人换着带，现在他妈妈也去北京帮他带孩子。

一旦他出去跑题，一去十几、二十天的，小孩没人带是最大的问题。家人虽然支持他，有时候也希望可以他像普通人那种“朝九晚五”坐班。

“出去跑题，有时候也会跟我老婆视频，她也会抱怨，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有了家庭后，韩福涛不再像单身的时候可以跑完一个题接着不休息地跑下一个，现在的他，一个选题结束，会第一时间回家。

▲孩子的玩具（韩福涛摄）

他认为自己做调查记者这些年来最大的阻力是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不够。“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心愿的话，就是希望能给我付很多专业能力，这样我就可以做医疗、计算机、金融的选题，把它们做扎实一点。”

B站视频评论中有人认为，调查记者是最接近超级英雄的职业。对此，韩福涛说，自己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只是现在的调查记者太少了才显得稀缺。如果时间再往回十几年，在纸媒的黄金年代，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他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干调查记者，脚踏实地，吃得了苦，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锻炼”。

记者手记：

我是在B站视频上知道的韩老师，按责编教的方法去私信了他，很惊讶，他回复了。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只有“震撼”能形容我的感受，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有回响，每一篇都掷地有声。采访前，本以为他会带有一些沧桑感，相反，他有一种让我出乎意料的对世界的好奇。当听到他说，没法做专业壁垒高的“医疗稿”有些遗憾时，触动了我作为一个理科知识缺乏的文科生的敏感，怎么能让稿子更专业、更扎实，也是我学习路上的困惑。

我问老师的身份有时需要隐藏，会不会感到遗憾，他说，调查记者就不应该出名。同意up“丧心病狂的周公子”讲述他的故事，只是希望能收集到更多爆料，能做更多的选题。我在思考，现在是个人人都想抢流量，人人都想当网红的时代，像这样“扫地僧”式的人，还有多少呢。

指导老师 | 焦俊波

辅助采访、撰稿 | 梁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