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视频传播可能的媒体来说，欧博abg面对镜头就是一个记者的业务本分，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功。中央电视台现在有60多个海外记者站，这些记者站在选择记者的时候要比选择国内记者更难。
记者首先要懂外语，要能在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中熟练运用外语；其次，外语说得好还不够，报道时还要用到中文，还要有一定的新闻素养，因为学外语的人未必同时学新闻；最后，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他能否面对镜头，有很多外语非常流利的人，在镜头前一开口就不会说普通话了。
作为一名国家电视台的出镜记者，面对镜头能否自信，能否把观察到的内容不打折扣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在非常紧急的状态下，能否在镜头前做到自如表达等，这些都是中央电视台在物色海外记者的时候遇到的难题。
如今，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在关心如何面对镜头，这正说明面对镜头正在成为媒体工作者的必备技能。能够面对镜头，是一个人能力的拓展，也是媒体环境变革的需要。我能吗？我能！
02
“我在”：
主流媒体不能在重大新闻现场缺位
“我在”是对媒体的要求。
在重大新闻现场，人民日报在吗？新华社在吗？中央电视台在吗？表达“我在”有很多方式。关键人物或新闻发言人面前的话筒，能够表达“我在”。
比话筒更能表现“我在”的是记者的面孔，当一个媒体的记者拿着有所在媒体标志的话筒站在现场时，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人民日报的记者，那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能够说出“只要是有新闻发生的地方就有‘我在’”这样的话，是一家媒体实力的表现，也是一家媒体有追求有作为的展现。
这些年来，在一些突发事件的现场，中央电视台一般是这样派人的：第一时间派出记者站的记者，满足时效的要求，这是第一梯队。
事态进一步发展时，从周边各记者站抽调有现场实力的记者到一线去，这是第二梯队。
当事态再进一步发展时，我们会派出脸熟的主持人，不是说主持人一定比记者表现得好，但是一个熟面孔的出现会拉近观众和现场的距离。
如今的媒体环境在不断变化，视频已经普遍运用，如果没有现场报道的意识和能力，这样的媒体就是缺少新闻竞争力的。
比如，新华社成立有音视频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有专门的视频部门，北京交通广播电台在所有直播室均配备了视频设备……
很多家媒体都很有追求，都很有作为，也都很有实力，都在表达着“我在”。在重大的新闻现场，很多媒体都不愿缺位，尤其是主流媒体。
03
“现场”：
现场是一个优势空间
媒体变局使传统媒体失去了很多优势，但“现场”是我们尚存的优势之一。“现场”主要是对电视来说的，在重大新闻现场的新闻直播能力，没有多年形成的优势还真驾驭不了。
现场的优势之一是身临其境，优势之二是有公信力。尽管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在发生转换，但现场依然是有力量的。
如今的现场比以往多了太多。矿难救援中，我们可以时时报道；自然灾害时，我们也能迅速出现在现场。中央电视台对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的直播，把现场报道推向了最高峰。
1.现场发现——眼观细节，需要走近
专业背景不同的人，在现场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播音员的惯性是相对被动，更依赖稿件，这是多年专业学习和工作方式决定的。我到电视台就是想当记者，那么我就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有一颗记者的心。
记者的心，就要求我要有极强的传播欲望，有作为记者的感受力和记者的眼光。现场是需要发现的，哪怕你了解了再多的素材和背景，现场依然会给你一些新鲜的细节，有没有这样的细节发现能力非常重要。
二是要有记者的脚。要经常问自己，你走近了吗？走到最近了吗？我们要在新闻现场面对镜头，与眼睛看到怎样的细节和脚是否走得更近密切相关。
现场发现的能力需要积累，有积累才有发现的眼睛。有一次我去麻风村采访，说到麻风村，我们会想到贫穷、闭塞，多少带着一点外人不知的神秘。如何在镜头前表现闭塞，并不是在话筒前对着镜头说几句话就能够表达的。
这次采访，我们是奔着在麻风村坚持教学工作十多年的一位教师而来。为了表现山村和外界的隔膜，我跟着学校的一个学生走进了他们家。看到他们家用竹子编的筷笼上插着筷子，还插着两只牙刷，他们家有七八口人，而牙刷只有两只。
这个牙刷就让我觉得它有生发的空间，我就问这个学生这两个牙刷是谁的，欧博官网他说一个是自己的（他是受过教育的，生活方式也在细微改变），另一个是他爸的（他爸曾经隐瞒自己来自麻风村的事实出去打工，打工时学会了刷牙）。
刷牙这件事大吗？不大，但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事在麻风村却不一样。这就是差别，这就是不同。连刷牙都不能人人做到，这样的细节展示，要比在镜头前说这里如何如何闭塞有用得多。
2.现场呈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
站在镜头前的人，在整个传播链条中是要呈现出来的，此时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以视、听形式呈现，假如大家以前习惯用笔表达，那么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就要慢慢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表达方式，也就是视觉方式来表达。
面对镜头是个技术活儿，但也不是多难的事。学播音的人有一个训练，叫做对象感，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镜头并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们需要把镜头当成交流的对象，给自己一种暗示：谁在看？谁对这个事有兴趣？我是把镜头想象为一个熟人。
这个熟人是有一定距离的半生不熟的人，和太熟的人在一起有太多默契，和完全陌生的人在一起距离有太大，而“半生不熟”的距离就正好。“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这被播音员和主持人称之为内部技巧。
3.串场——时空转换，把握节奏
串场，有点像文章的导语，在一条条连续播出的新闻里，一个面孔的出现会让大家精神一下，提高注意力，这个面孔的出现就是串场。
串场的作用，一是让观众感到进行时态——我此刻就在；二是进行空间转换——在一个较长节目中进行合理的空间转换；三是节奏作用——使报道产生节奏感。
串场可以分为单场景转换和多场景转换，要特别注意转换时语言的组织。一个事情分析得差不多的时候，主持人再换一个场景说一段话，就用串场完成了单场景转换。
串场的多场景转换又分为三种：
一是一人多场景。我曾经做过一期月牙泉的节目，月牙泉日渐干涸，是西北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为了表达这个主题，首先，我出现在月牙泉的东边，说一段话，介绍我和月牙泉的距离以及相对方位，再做些场景展示。
然后，我又出现在月牙泉的西边，说说月牙泉西边的情况。不同距离和不同方位，出现的都是我，我在出镜和串场，就完成了一种结构的转换，起到结构作用。
二是多人多场景。大型直播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比如国庆50周年的大阅兵，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安排了20多名出镜记者，每个人有一个代号，如天安门一带叫A7，华表下面和人民大会堂附近，分别叫B1、B2，出镜记者在这些报道点的任务，就是及时在周边看到的重要信息。
当时我是在A7位置，我的身后就是观礼台，我看到了很多脸熟的人，有劳模，有文化名人，有外交使节。在大型直播中，当播音员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天安门华表下的记者”时，我的耳机就会传来声音——A7，这时候，我就会及时把我周围的情况及时报道出去，然后再通过镜头转换到另一个出镜记者，从而完成多人多场景的转换。
三是内在逻辑层次转换。这类场景，仅靠视频镜头转换会显得生硬和模糊，这时就可用字幕、特效或者串场来完成切换。
串场很忌讳为串场而串场，串场要强调现场感，不能只是背诵已经写好的文字稿，要边看边想边说。“边看”是有视觉的，“边想”是有思考的，“边说”是用口语说出来的。标签式的串场太重形式而轻内容。
《新闻联播》的负责人曾告诉我，他曾经一天“毙”了六个串场。当时我就想，《新闻联播》一天才三十多条新闻，每个串场都要经过多次才能录成，记者们多不容易呀！可是值得深思的是，六个串场全毙了，六条新闻全播出了，那这些串场不就是生硬标签吗？
和节目内容缺少内在联系，所以才会被“毙”。白岩松在做《东方之子》出镜记者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最低的要求，他说“我的问话要让编辑删不掉”，他做到了，每句话都很有用。
那么串场怎样才不会被删掉？要有用。如果删掉串场，节目就会变得不完整。切忌使用形式化、标签式的串场，切忌说一些陈词滥调，比如说“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谁谁谁来了一个华丽转身”，这些语句尽量要避免。
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是我的职业标杆，她被称为中国电视第一滴水，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好说话。平等地说话，有一次编辑给她的稿子是这样写的：我们来到邓小平的家乡，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这有问题吗？好像没啥问题。
但是沈力老师改了一个说法，“我们来到邓小平的家乡，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跟“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小小的改动，意味大不相同。
4.连线——随听应变，善于说话
电视台演播室的主持人和现场记者连线是我们最常用的报道方式。记者在现场和在演播室做主持人的感觉是很不同的：记者在现场连线，并不全是去说话的。
在整个直播中，主持人向现场记者发问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环节，记者要在和主持人对话中完成报道，就要具备较好的听和说的能力。
听
听的能力，包括理解、揣摩和应对，不仅要听得见，而且要听得懂，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说出自己要说的话。有一次直播中，我的耳机里传来一个主持人在直播中的话，大致的意思是三峡工程把一个老城给淹没了，老城的人谈起这事儿有点伤感，但三峡移民这件事又必须做。
主持人在表达完伤感之后，就把镜头给了我，这时我的耳机里传来制片人的声音，让我找补一下主持人的话。怎么理解这句话？找补什么？这就需要揣摩，在瞬间做出判断。
制片人让我找补一下，当时我的理解是：有关三峡移民的问题在当时还比较敏感，移民们在看到故乡要沉没水中的时候，表现出伤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伤感色彩放大的话，就可能引发一些负面问题。
因此，我就接着主持人的话说到：刚才我们看到了当这座小城马上淹没水中的时人们的留恋，我们都可以理解这种感情，然而就在不远的地方，一座新城正在建设，他们未来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
这种时候只能把目光转向未来，我们看到淹没的，也看到了兴起的，这就是听懂，然后再产生判断。有理解，有对应，这是一种听的能力。
听的时候，记者要善于处理一些细节。比如正在直播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怎么表达信号断了？这时千万不要和旁边的人说“哎呀，信号是不是断了”之类的话。
镜头切着的时候，永远不要跟旁边的人说别的，直到摄像告诉你镜头已经切走，才可以做别的事。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用手势方式暗示现在有障碍，或者就大大方方的说“对不起现在我听不见”，千万不可在直播中左顾右盼。
现场连线很考验人的能力，有时正说的时候，耳机会传来声音，你一边在说话，耳机中有一个人一直在和你说话，此时你还能说下去吗？还有，在大型直播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当镜头在等着一件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导演会在耳机中说你的连线要从原定的30秒延长到两分钟，这么长的时间该说什么呢？
还有可能是原本准备了40秒的话，刚说了20秒，导演说让停下，那边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这时候你的连线在哪停？脑子里就要迅速编辑刚才的文字，在听的过程中随时应变。
敬一丹主持《焦点访谈》
说
现场连线的时候说什么很重要。出镜记者不能在镜头前说演播室主持人的话，记者在现场就要说那些在现场看到的独有的，而视听不能表现的内容，这对于现场出镜记者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话。
报人普遍以文字见长，而电视人的描绘能力则相对很弱，比如说在没有雾霾的天气里天空是什么样的，电视人并不要对天气进行一番描述，而是直接给观众一个画面就行了。
再比如说，在灾害报道时，有记者站在洪水里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片汪洋”这样的话，而这样的画面，电视观众同样也能看到，这种解释就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记者站在一片汪洋里说“这里就在两天前还是一条路，而现在是一片汪洋”，那这就很有意义了，因为你提供了视听不能直接表现的信息。
5.视觉因素——讲究穿着，注意举止
有研究表明，来自视觉的信息会更容易被人接受，与出境记者关联度高的视觉因素主要有三种。
一是背景。同一个新闻现场，会有各种不同的出镜角度可以选择，出镜记者所选择的背景也是有信息的。如果出镜时我的背后是门的话，我就会有不安全感，而当我走到人群中间出镜的时候，我身后所传递的信息就会另有不同。
对于出镜记者来说，在有的环境里特别想说话，有的环境中就很不想说话。当我身处非常宏大的环境中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比如2012年，《焦点访谈》在制作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专题节目《为人民而歌》时，有个出镜的地方最初定的是在延安革命博物馆，特别宏大，我站在那儿就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我们就一直走着找，后来走到一排窑洞，我忽然觉得很想说话，就把出镜的场景选择在了这儿。这就是视觉给观众和我带来的影响。
二是服饰。在新闻现场，出镜记者自身的有些因素是要放大的。出镜记者的服饰是最容易换的，也最容易出错。决定服饰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环境。
平时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打扮得很有个性，可是当你作为一个媒体的出镜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时，就得提醒自己，不要因为服饰而带来距离。
比如说去灾区采访，出镜记者的服饰就要尽量减少和残垣断壁之间的距离。尽量减少和哭天抢地的灾民的距离。
三是举止和表情。今天我是在现场讲座，并不需要刻意用镜头前的表情来面对大家，但是当我面对镜头的时候，有些举止倒是要注意，因为镜头会放大某些表情。
比如眼神，在镜头前，记者的目光最好是平视，当你需要思考的时候，眼睛可以向斜下方看，而不要情不自禁地向上看，否则就会影响你在镜头中的形象。
6.团队——友好合作，力求完美
新闻记者在现场面对镜头是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的。作为纸媒记者，采访的时候可以独立完成，而作为出镜记者，离开了团队就无法实现。和现场出镜记者合作最多的人就是摄像，摄像作为记录者和观察者，会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信息。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得到过一次特别重要的忠告，就是来自经常合作的一位摄像。有一次我去大山深处采访，一路下来有些晕车，到了之后，被采访的人又特别害怕镜头，几乎语不成句，本来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他的状态好转，可是由于自己晕车，也有点顾不过来。
采访结束后，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今天谈的根本不能用。”摄像一边收拾机器一边说：“没有不会说的，只有不会问的。”我听了这句话后，本能地想反击一下，想了半天居然没有想出一句反击的话，因为他说的太对了。
后来，我就把他这句话写在本子里，成了我的采访座右铭。镜头前我们采访各种人，有多少人真的是不会说的。这位摄像以这样的方式给了我忠告，成了我整个职业生涯的一句座右铭。摄像师第一时间通过镜头审视你，你在出镜时的毛病，他看得最清楚。
因此，出镜记者要把摄像师当做自己的挚友，他可以随时批评和提醒你。能不能和摄像做挚友，关键看自己的态度，要经常主动征求摄像的意见，主动请他做监督。如果说我们和摄像能有友好的合作，就会使我们在镜头前表现得更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