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1891年—1953年),欧博abg字叔澄,湖北黄陂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归国并参加辛亥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陈时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参加中华革命党,1950年加入民革。陈时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先驱,周恩来称其为“清苦的教育家”。
毁家兴学创办中华大学
1912年5月,陈时与父亲陈宣恺一起,毁家兴学、倾心教育,在首义之地创办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这是中国一所不依靠官府、不依靠外国人、纯粹由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中华大学演讲时说:“我和陈校长相比,自愧不如。办南开,我只是出点力。陈校长办中华,既出力,又出钱。我在北方……想到中华,就想到陈校长,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我们两校有许多共同点,正如陈校长所说,中华南开是亲如姊妹。”陈时原本富甲一方,但为振兴中华、培育英才,甘愿毁小家福万众、清苦从教一生。他兴办的中华大学在1912年至1952年的40年办学历程中,培养了恽代英、林育南、陈昌浩、余家菊、冯友兰、王亚南、光未然、万国权、陈庆宣等一大批人才,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教育史上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
陈时1952年被黄陂法院以“抗拒土地改革、抗交清算果实”为名错判。1984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隆重举行陈时先生纪念大会,为陈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高度评价了陈时的光辉业绩,高度肯定了陈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与功绩,称赞陈时为“著名教育家、爱国者、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校长”。
将教育作为毕生事业
1912年,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有名无实,欧博官网达成一个理想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时与当时许多苦苦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先进分子一样,把教育作为启迪民智、富国强民的希望所在,并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陈时把火热的青春,把非凡的智慧,把无穷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献给了享誉杏坛的中华大学。40年间,中华大学起起伏伏、坎坎坷坷,经历了陈家湾的梦想、粮道街的辉煌,也饱尝了禹王庙的辛酸、昙华林的飘荡,最后在新中国实现了桂子山的涅槃。40年间,陈时血泪满池、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寐呼天,每遇年关节序,辄惊心动魄”,最难的时候甚至“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懦怯之行,用以自制,仍佇苦茹辛,向前迈进,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卒得以勉渡难关。此种情景,年必数遇。”
即便遭遇了如此巨大的艰难,陈时也没有放弃对教育事业的坚守。陈时毁家兴学,把几乎所有的家业、毕生的心血与全部的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华大学。陈时曾说他办了三个中华大学,“一是首创与民国同庚的武昌中华大学;二是抗日战争在重庆含苦茹辛重建的第二个中华大学;三是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汉,百废待举,重振中华原貌的第三个中华大学。”为了办学,陈时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在磨难中奋发图强,从磨难中创造辉煌。之所以如此执着,“动机乃在尽力为国民服务……若忠心耿耿以赴之,如孤臣孽子,操心危,虑患深,乃一种必然之成就。”这种将教育视为终身事业的精神力量,经过师生的高度认同和广为传播后,转化为中华大学坎坷前行中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强大动力,成为中华大学40年弦歌不辍的基础和保障。
将校长作为终身职业
从世界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走校长职业化发展道路是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以哈佛大学为例,其长盛不衰、卓越优异的辉煌成就,是与其职业化校长队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时是一位职业教育家,把教育工作作为终身职业。作为教育家的陈时,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那就是专心致志办好中华大学,一心一意做好中华大学校长,前后任职长达26年。陈时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用整颗心去做校长,在职业化、专业化的校长道路上,探索了丰富的教育经验。陈时担任校长,并非“挂名”,也不是当“官老爷”,更不是为发财。1925年1月,适逢湖北省政府将重新委任教育厅厅长,陈时的民意很高,湖北督军萧耀南也派人征求陈时的意见,想委任陈时为教育厅厅长,但被陈时以校务繁忙而婉拒。《申报》对此记载,“除上列三人外,呼气最高者则为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萧省长曾着人征求陈君同意,陈辞以校事正剧,不能兼顾。”其实,陈时出生于官宦世家,又留学日本多所名校,其父陈宣恺曾任晚清湖北省咨议局咨议员、民国湖北省参议员,陈家与黄陂同乡黎元洪、政坛明星汤化龙等过从甚密,陈时本人也在中国教育界颇负盛名,如果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是完全可以飞黄腾达于政界,事实上也有多次这样的机会摆在陈时面前,但陈时终究选择了办学校、育英才的道路,清苦一生,献身教育。陈时的最大爱好就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最大期盼就是把学校办成一所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好大学。1933年1月,《东方杂志》刊登了国内各界名流的新年梦想,陈时深情地写道:“我的个人生活完全为武昌中华大学活动,我的幸福亦纯粹为此校牺牲。我梦想此校在五十年以内,能够达到牛津、剑桥、哈佛、巴黎、日内瓦、庆应各大学规模,并发挥一个最高的大同思想,来造就许多未来世界的先锋勇士。”
此外,陈时是一名活跃的教育活动家,是民国教育界的知名人物,与陶行知、黄炎培、张伯苓、晏阳初等著名教育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热心教育公益,兼任了很多重要的社会职务,这些职务都是不取酬的公益性工作。比如,陈时作为中国教育界代表之一出席首届世界教育会议,担任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中华职业教育社武汉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民国大学联合会审查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抗战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并从1925年起连续23年担任湖北省教育会理事长,在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威望。陈时通过这些教育交往和教育活动,以演讲、结社、集会、著述、出版、办学等各种形式,宣传发动群众,引导社会舆论,推动教育思潮,促进教育发展,同时也为中华大学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提振了中华大学在社会上和教育界的影响力。
教育家办学既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陈时作为中国近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既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提供了绝佳样本,也为我们探寻教育家引领助推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历史智慧。陈时为了“兴学”不惜“毁家”,四十年如一日,坚守了初心,保持了气节,舍弃了功名利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崇高的教育事业。正如中华大学校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所称颂的那样,“毁家兴学淡泊名利,作育英才鞠躬尽瘁。一代斯人爽也不昧,高风亮节师道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