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夏天，欧博官网身材瘦小、面色黑黄的张季鸾成了一名失业报人。失意的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亦是民国初期金融界著名人物、日后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的吴鼎昌。与其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

三人闲步天津街头，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胡政之回答： “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

吴鼎昌（左）、胡政之（右）

这个所谓“抱过的孩子”正是指胡政之曾在《大公报》担任总编辑。1916年10月，安福系军阀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了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事实证明，胡政之不仅是优秀的管理者，还是杰出的记者。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而对胡政之的记者职业生涯来说，最辉煌的一笔莫过巴黎和会之旅。一战结束后，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巴黎采访巴黎和会，开创了中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的先河。

胡政之巴黎和会采访

1926年夏，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同约不做官（但吴、胡二人后来为官），谋划建立三人合作公司，接办《大公报》，让天津成为继北京、上海后的又一舆论中心。

02

经营现代化：

“三驾马车”驱动发展

吴鼎昌作为民国时期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一直以来就有建立中国新闻托拉斯的想法，加之恰好此时有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报业干将，很快便 在1926年与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成了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鼎昌任社长，欧博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运用自身特长和优势分别担任财政、经营、主笔，确保经济独立、经营独立、内容独立，这样的分工就可以保证《大公报》内容的独立性，不受经济利益和人情关系的影响，而且三者又很好地协商了意见，共同推动了《大公报》的繁荣。这种“三驾马车”的报业经营模式不仅使《大公报》在抗日期间仍旧盈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报业现代化发展开拓了一种清晰的模式。

03

独立宣言：

“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大公报》广告海报。张季鸾执笔发表《大公报》复刊号《本社同人之旨趣》，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 “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其具体含义为：“不党”则为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则为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则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则为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从此宣告了《大公报》的独立报纸地位，是独立自由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发行一万期纪念日，胡适以《后生可畏》的标题，认为《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1936年，《大公报》销量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创造了中国报业史的一个巅峰。

04

新记南下：

“最佳报纸奖”《大公报》成全国大报

1936年，吴鼎昌受邀南下担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大公报》随之南下，创办了上海版，津沪版也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在这段大放异彩的时期，东北易帜、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此外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这份没有政党立场的报纸，在西安事变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影响力。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张季鸾收到张学良打给他的专电，对他详列了东北军的几项主张。之后， 张季鸾颜色凄黯，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子，却仍然一语不发。

次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的消息。14日、16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提出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平安归来，重新领导国家。

18日，这份报纸带动的民意高潮来临，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随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把印有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投下了数万份，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次奇观。

1941年，《大公报》得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最佳报纸奖”，震动整个民国的报业同仁。密苏里新闻学院认为“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至此，《大公报》成为迄今唯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报纸，此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1941年，张季鸾过世后，获得过国共两党积极评价的《大公报》，开始让两个政党都感到紧张，并指责其为敌对阵营的帮凶。1943年，《大公报》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而于国共内战期间发表的《质中共》等社评，则被《新华日报》抨击为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从天津和上海等城市败退，新政权接管了《大公报》。

回望历史，历经四个阶段、贯穿动荡近现代史的《大公报》，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手中经历了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也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2]方汉奇《中国新闻史》

[3]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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