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考课制度在中国历代最为完善，欧博它重视考核官员德行，属于职官管理制度的一部分。

唐代考课制度将所有的官与吏均纳入考课范围之内；等级与标准明确、客观，便于执行；制度严密而公正。其以考等定奖惩，有力推动了吏治的改善，使得唐代良吏不断涌现，对于当代社会极具借鉴意义。

唐代考课制度具有严密而公正的标准

唐朝的考课每年进行一次，称为小考，每三至四年（指一个任期）举行一次大考。小考考核官员当年的政绩优劣，大考则考核官员任期内的政绩。

唐朝主管考课的最高机构是吏部考功司，“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由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

京师诸司及地方官府的考簿皆汇总于考功司，由其司人员分类整理登录，进行初步审核，并分别评出考课等级。考功司的工作主要是基础性的工作，内外官员最终考等的审定是由校考使评估的。

唐初就规定，以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内外官考，称校考使；又以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充监内外官考，称监考使，意在保证考课的公平。每年校考工作结束后，要予以公布，并给所考之官发考牒，作为其官职迁降的依据之一。

唐代官员的考课等级共分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按标准定等级，按等级定奖惩。唐代官员考课标准分为“四善”与“二十七最”。

“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官员品德、作风以及工作态度的要求；“二十七最”则是针对不同工作性质，提出对官员职责和政绩的原则要求，比如对谏官、言官，要求勤于“献可替否”，即敢于就政事提出有益的建议；对铨选官员，则要求“擢尽才良”，即要求把德才兼备的人才提拔上来；对考课官员，要求“褒贬必当”，即做到公平公正，等等，此处不一一列举。

《旧唐书·职官志》载：“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以此类推，最后两等是：“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对地方官员考课时，除了按照以上标准外，还要参照土地开垦、户口增减、农业丰欠、赋税征收等情况，进行奖励或者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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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实行藩镇制，对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经略使等官员，另外制定了一套考课标准。《新唐书·百官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即“节度使以销兵为上考，足食为中考，边功为下考。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省刑为中考，办税为下考。团练使以安民为上考，惩奸为中考，欧博娱乐得情为下考。防御使以无虞为上考，清苦为中考，政成为下考。经略使以计度为上考，集事为中考，修造为下考”。

可见，唐代的考课制度有三大主要特点：一是覆盖广泛，把所有的官与吏均纳入考课范围；二是等级与标准明确、客观，便于执行；三是制度严密，既有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又有明确的考课时限，既有校考使，又有监校使，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以考等定奖惩，有力推动了吏治的改善

根据考课结果，唐朝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办法，规定获得中上以上等级者，每进一等，加禄一季；获得中中者，保持本禄不变；中下以下等，每退一等，减禄一季。五品以下官员，四年之内，皆获中中者，可以晋升一阶。四考中获一中上考，则可再晋升一阶；四考中获一上下考，则再晋升二阶。由于官员任期内每年的考等高低不同，如果期间有比较低的考等，则“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如果有下下考者，则解除其官职。可见官员能否升迁与考课成绩关系密切，这就促使官员不得不做好本职工作，不敢稍有松懈。

唐前期，地方官员如获上考（指获中下考以上者），除了可进阶外，也有经济奖励。贞观时规定，地方官获上考，给禄一季。因为这一时期京官有禄，地方官无禄，所以才对获上考的地方官额外给禄，以示奖励。对于考绩特别优异的，则直接升其官职。开元中，卢从愿任豫州刺史，考课天下第一，皇帝不仅赐其绢百匹，还将其升为工部侍郎。县令如果获下考，则直接免官。因其为亲民官，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如果无所作为，则百姓受累，故对其格外严厉。对于政绩突出的县令，当然也会给予额外的奖励。如睿宗时任长安令的李朝隐，不畏权贵、政绩突出，获得中上考，进一阶，授太中大夫衔，皇帝还特意赐绢百匹。

有唐一代，始终鼓励官员关心政事、积极进谏，这一点在考课中亦有体现，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凡制敕不便，有执奏者，进其考。”对于刺史类的地方大员，虽然也要考课，但却没有进阶的规定，而是在任期满后根据其政绩优劣以确定其官职的改转升降。

唐朝前期对官员的考课等级控制颇严，最高为中上考，未有获上下以上考者。如狄仁杰，在高宗时任大理丞，一年断案17800件，无一人诉冤，年终考课仅获中上考。即使如此，校考使刘仁轨仍认为其为新官，不可能有多大的成绩，遂将这一考等否定了，经大理卿张文瓘据理力争，于是将其考等改为上下。这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等级了。永徽中，滕王李元婴任金州刺史，骄纵逸游、不理政事，考课时被定为下上考。李元婴乃唐高宗叔父，在宗室中地位尊贵，即使如此，也难以稍获宽纵。直到天宝时期，考课仍然比较严格。韦坚在天宝元年 （742）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改革漕运，每年运输到长安的粮米、财宝不计其数，也仅获得了一个中上的考等。

有唐一代的考课制度本身变化不大，其内容、标准为广大官吏所熟知，便于执行，有利于吏治的改善。开元十七年（729），左丞相张说校京官考，确定其子中书舍人张均为上下考，当时人不以为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考课标准与过程是公开的。卢迈任给事中时，负责监京官考课，由于其能做到公开、公正，当时准备给其上考，但卢迈却认为自己任此职时间不长，政绩不算突出，“不敢当上考，时人重之”。

再比如阳城任道州刺史时，由于当地环境恶劣、土瘠民贫，阳城不愿加重百姓负担，以至于不能完成赋税的征纳，受到观察使的指责。于是在考课时，自署其考等为下下，下下是要解除官职的，阳城不等朝廷批准，自行离职而去。阳城为了百姓利益，固然应该得到赞扬，然其举动却反映了当时的官员严于执行制度规定的史实。由于严格执行了考课制度，唐朝的吏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良吏不断涌现。虽然不乏酷吏、贪官的存在，但却从未出现过大面积的贪腐现象。一直到唐朝末年，贪腐现象始终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唐代考课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极富借鉴意义

其一，重视考核官员德行。唐朝考课标准中的“四善”，可以简化为德、慎、公、勤四字，这实际上都是强调官员的德行。考课标准中的“二十七最”，是对官员工作业绩的要求，排在“四善”之后。

在评定官员的考等时，首先强调的也是道德，如上上的标准是一最四善，上中是一最三善或无最四善，上下是一最二善或无最三善。中等以上的考级可以无最，但不能无善，善的多少决定了官员考等的高低，可见唐制对官员德行的重视。

其二，考课工作透明公正。唐制规定，每年考课由本部门长官初步评议，当众宣读，“议其优劣”。考第的确定，并非出自本司长官的个人意愿，而是由众人共同议定的，这体现了考核的透明公正。唐宣宗六年（852）还规定：考等确定后，要把相关情况悬挂于本部门、本州官署大门外三日，外县要当日通知本县，如果考课不公，必须改正考等，没有异议后才能申报考功司。

其三，考课主体多元。多元化的考课主体有利于相互监督，避免一个主体说了算的弊端。从史书记载看，校考使并不一味遵从呈报上来的考等，而是有所辨别。如开元中，刑部尚书卢从愿任校考使时，御史中丞宇文融“以括获田之功”，被本司评为上下考，但卢从愿却认为此举加重了百姓负担，遂压低了其考等。

其四，考等评定呈中等化趋势。唐朝前期的考课标准很严，高者不过中上。自安史之乱以后，被定为中上考的人越来越多，遂使考课的积极作用有所降低。这是因为按照唐制，只要获得中中考就可以保持本禄不变。五品之官，如果四年之中皆获中中，就可以进阶一级，所以这一等级是决定官禄增减以及官阶升降的关键。于是官员遂竭力追求中中以上的考等，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给予官员中上考的现象便越来越多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论只是就整体趋势而言，在唐后期也不乏考课严格的时期或者忠于职守的官员。

唐后期，随着中央权威的衰弱，各种制度的执行力度有所下降，考课制度亦是如此，出现了各部门按官职高下确定考等的现象。据《因话录》卷三载：“（裴充任太常寺太祝时）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当出于人。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这是唐后期考课流于形式的表现。这种情况并非一时之现象，其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需要认真汲取。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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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樊宣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