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葱郁郁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欧博伫立着一座“柯麟楼”。柯麟，堪称华南医学的“一代巨擘”，不仅主持合并中山医，还为暨南大学复办、暨大医学院创建作出重大贡献。
然而，作为医学教育家的柯麟还有一重“红色特工”的身份和经历。在惩杀叛徒白鑫、联系叶挺、秘密大营救、“两航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中，柯麟都留下了不可忽视却鲜为人知的身影。他联结了我党早期的许多革命家，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彭湃夫妇、蔡和森、李硕勋、叶挺等，都是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叶剑英、陈赓、潘汉年、廖承志，都曾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柯麟以华南一代名医的身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为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高悬义壶济贫苦，为国为民献终身。”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柯麟先生诞辰120周年。清明将至，借此缅怀这位中国革命史和医学史上的传奇党员。
投身革命
多年之后，八十高龄的柯麟曾这样回忆他18岁时的经历：“我第一次进入中山医学院的时候，还是二十年代的初期。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使我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1916年，柯麟考入海丰中学，认识了一位比他大四岁的高年级学长——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农民运动领袖彭湃。
经彭湃介绍，就读于广东公立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的柯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柯麟正式担任广东公立医科大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首任书记。自此之后，柯麟和十几名同学共同组织了新学生社，领导广东公医的学生运动。
同年，在彭湃的介绍下，柯麟邀请周恩来到学校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说道：“我们的时代是战斗的时代，革命青年一定要与工农兵合作，才能取得大胜利。”周恩来的一番话，为柯麟指明了革命的道路与方向。在广东公医学习的日子里，柯麟多次领导和参加学生运动，同时在医学上刻苦钻研，这也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7年，柯麟赴武汉出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并立即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二十四师教导队医官、军部医务处主任。是年9月随第四军回广州，任该军后方医院副院长。随后，他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避难上海，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惩处叛徒
一生低调的柯麟，一生只和一个后辈深入详谈他的潜伏岁月，这个后辈就是羊城晚报前副总编辑鲁阳。其中，最为传奇的，莫过于柯麟参与惩处叛徒的故事。1929年8月，柯麟的革命引路人彭湃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杀害。中央特科调查到白鑫叛变的真相，周恩来打破惯例，要求“特科会打枪的全部都要参加”，找到叛徒白鑫报仇。然而，白鑫叛变后就被敌人保护起来，不知所终。由于白鑫与柯麟是旧相识，但又不知道柯麟的政治身份，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便将寻找叛徒的任务交给了柯麟。
当时，白鑫曾秘密到柯麟诊所看病。柯麟不动声色地给他看完了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派人通知中央特科。不过，欧博娱乐中央特科的人尚未赶到，白鑫就匆忙离开了诊所。陈赓认为，白鑫可能会再次来诊所，就嘱咐柯麟照常开业，等待白鑫到来。
半个月后，白鑫约柯麟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麟如约前去，“现场防备森严，柯麟不急不慢地替白鑫诊断，并利用给白鑫看病的间隙与白鑫闲聊。白鑫邀请他下次到自己的住处——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范争波的公馆里来看病”。不久后，中央特科得到情报，白鑫将启程前往意大利。周恩来和陈赓等人意识到，这是除掉白鑫最好的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中央特科立即部署，不仅惩杀了叛徒白鑫，还除掉了特务头子范争波。
白鑫和范争波死后，上海国民党党部和法租界巡捕房立即展开大搜捕。组织上安排柯麟秘密转移到东北。东北地区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在了解了柯麟的情况后作出指示，要柯麟回到南方继续工作。
濠江岁月
1930年，柯麟来到香港。1931年1月，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及其所属机关先后被破坏，柯麟无法与组织直接取得联系，只得独自行动，在香港挂牌行医，开设南华药房。后来，中央交通总站的李少石来到南华药房，叮嘱柯麟建立与中央单线联络的交通机关。1931年秋，柯麟护救出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烈士李硕勋的妻儿，将他们送往上海。其间，叶剑英、聂荣臻、陆定一同时经由香港转赴中央苏区，香港联络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潘汉年来到香港，要柯麟前往澳门，联系当时寓居澳门的叶挺将军。叶挺在澳门期间常和柯麟谈起革命经历，还曾对柯麟说：“以前我革命了半生，现在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工作，但我依然希望在下半生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柯麟将叶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一并向组织作了汇报，为其后来重新“出山”，出任新四军军长作了铺垫。
除了经营自己的诊所外，柯麟还在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生，由一名普通开业医生一跃成为医院院长，并把这所不起眼的医院办成澳门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任职期间，柯麟救死扶伤，以华南一代名医的身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赞誉，为后来的“秘密大营救”及其他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迎接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澳门，但此时葡萄牙政府禁止共产党活动，国民党特务也采取了暗杀行动，澳门还没有人敢挂红旗。10月10日，柯麟派人在街口挂出红旗，镜湖医院也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1月24日上午9时，柯麟和马万褀在澳门平安戏院主持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宣布支持共产党。
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史称“两航起义”。美国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势力向澳门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冻结“两航”在澳门的财产。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东省及广州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委派时任中央军委空军民航处领导成员任泊生，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澳门面交柯麟。叶帅在信中指示柯麟，务必将这批关乎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航空器材迅速运往广州。
这次行动的成功，与柯麟在澳门长期所做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1950年1月21日，柯麟给叶剑英写了一封密函汇报，记述了他与何贤合作顺利达成使命的经过，此信目前收藏在广东省档案馆。这次抢运行动为新中国提供了民航飞机维修器材，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期间，柯麟与兄弟柯平和何贤、马万祺合作，将汽油、雷达等一批军用物资从澳门运往大陆。1956年2月，长年与柯麟共事的新增补的澳门首位全国政协委员何贤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大会上说道：“我过去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得力于一位党员同志的感召。”
这位党员同志，就是柯麟。
遍植桃李
柯麟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真实写照。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柯麟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而此时一项新的任务又在等待着他。
1951年，中央安排柯麟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前身）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回到中山医。他主持合并中山大学医学院与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奠定了中山医中兴之基。上世纪八十年代，柯麟第三次回到中山医学院，年近八十的他以卫生部顾问（正部长级）兼任院长一职。
同一时期，柯麟对于广东一些医学院校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以暨南大学医学院为最。1978年1月，中央决定复办暨南大学，新办医学院及华侨医院，时任卫生部顾问（正部长级）的柯麟被聘为暨南大学复办筹委会副主任。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刘希正回忆，在柯麟的鼎力支持下，在兄弟医学院校的支援之下，暨南大学医学院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全国招聘了上百名骨干教师。
1978年7月，暨南大学医学院顺利完成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招生，共招收了临床医学专业新生132名，其中港澳生57名、侨生4名、国内生71名。暨南大学医学院就此成为全国第一所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地区招生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内第一所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91年9月，柯麟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2017年6月5日，中山一院手术科大楼正式命名为“柯麟楼”。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叶剑英元帅后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褀之子马有恒，以及澳门镜湖医院、澳门中大医科校友会和香港中大医科校友会的有关嘉宾等出席揭牌仪式，纪念和缅怀一代医学教育名家、中大医科“一代宗师”柯麟老院长。中山大学校长罗俊在致辞中表示，中大医科尤其是中山一院所取得的成就，与柯麟精神的传承发扬密不可分。
【访谈】沈晓涛（暨南大学档案馆馆员）
柯老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羊城晚报：柯麟先生早年辗转省港澳。如何评价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贡献？
沈晓涛：柯老为统一战线作出巨大的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文化名人大营救。1941年底，香港沦陷。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的安危，组织了一次生死营救。在行动中，负责澳门营救工作的柯麟功不可没，曾接送夏衍、范长江、梁漱溟、金山、李少石等数十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共产党人。
柯麟在1935年奉命前往澳门，组织上还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在澳门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次偶然的机会，柯麟与马万祺成为了好友。柯麟发现马万祺是个有着爱国情怀且关心民生的商人，便介绍他见潘汉年。马万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因此更加密切。在马万祺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许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柯麟也因此结识了何贤。何贤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在澳门社会极具亲和力和影响力。经过柯麟、柯平等共产党人的长期争取，何贤成为我们主要的统战对象。1983年，柯麟奉叶剑英委员长指派，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前往港澳探望病重的何贤，随后出席何贤葬礼。
羊城晚报：中山医学院在全国医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力。柯麟先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沈晓涛：1951年3月，柯麟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并兼任党委书记，他在中山医学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是明确科研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大方向，号召广大师生在科研上攻坚克难。其次，他强调要将教学、医疗、科研三者有机结合，使理论知识和科研成果能够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从而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962年，结合中山医学院的实际情况，柯老提出“三基”的教学目标，培养“三严”精神。“三基”指的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训练。“三严”指的是“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式”。在柯麟的带领下，中山医学院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在教学、科研和医疗等方面硕果累累。
1980年，年近80岁的柯麟重新回到中山医学院，兼任院长一职。当年5月3日，柯麟出席了全院大会并发表讲话。在会上，柯麟劝勉全院师生员工奋发图强，将中山医学院建设成为华南医学方面的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中心。
羊城晚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传奇经历可以给当下怎样的启示？
沈晓涛：柯老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杰出的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地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人民日报》曾刊登新华社发出的关于柯老的讣告：柯麟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坚持原则，遵守党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勇于进取，开拓创新、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作风正派。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关心群众，爱护知识分子，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桃李满天下，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高风亮节，无不钦佩。柯麟同志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当下共产党员的楷模。
延伸
潜伏20年兄弟“不相知”
没有柯麟、柯平兄弟，澳门的近代史，可能会缺少重要一页。实际上，中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澳门地区的活动和发展史，柯氏兄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两人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但隶属于不同的组织，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却又“心有灵犀一点通”地相互密切配合。新中国成立后，两兄弟才正式互称“同志”，成为澳门当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据相关资料显示，柯麟、柯平两兄弟在澳门的奋斗历史各有千秋，但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柯麟的“潜伏”直属于中央特科及后来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单线联系，专注于长期的秘密联络工作、高层统战工作。而柯平则是接受地方抗日武装党组织指派，在澳门以贸易为掩护，参与建立澳门地下党组织，团结和组织广大基层民众，投入新民主主义斗争。
1949年10月10日，柯麟在镜湖医院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上讲话
柯麟对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