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欧博官网贬谪黔中的不少官员,如王阳明、张翀、邹元标等,在黔期间著书立说、兴学育才,推动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
据史册记载,从明初至崇祯三年的200余年间,贵州共建官学47处,全省各处“偏 (遍)立学校,作养人才”“人才日盛,科不乏人……文章气节与江南才俊齐驱”。
厐思纯研究发现,在这场文教振兴的运动中,反哺故土的贵州籍官绅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黄平县周瑛致仕后,在家乡创办明代贵州第一所书院——草庭书院,培养桑梓人才;德江县田秋疏请朝廷在贵州开科乡试,免于士子赴云南赶考的艰难行途;王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致仕后,任教于贵阳文明、正学、渔矶三所书院,毕生以培育黔中士子为己任……这样的官绅不胜枚举,他们热爱桑梓、反哺故土的拳拳之心令人感佩。
赤水的张谏、贵阳的徐节、凯里的孙应鳌……不少贵州进士在明朝成为国家栋梁、民族精英,他们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地方文教的领军人物。贵州举人中也不乏优秀人物,有誉满江南“诗书画三绝”、被称为“崇祯八大家”之一的杨文骢,有被誉为“南天一柱”的抗清名将何腾蛟,还有“其人其诗”酷似屈原、杜甫的吴中蕃……厐思纯认为,这些才俊以出众的才华改变了外界对贵州的偏见,彰显出贵州士人的风采。
清朝:贵州官学书院义学私塾林立
清袭明制,更加重视教育。从康熙初年起,贵州所辖的十一府四十州、县均设有官学;实行“改土归流”后,欧博官学更是深入到苗疆。
“这是贵州第二次文化勃兴的政治因素。”厐思纯说,从经济角度来看,清初的移民潮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川蜀文化,还有先进的耕织技术和经商方式。这些移民在各地兴建江西会馆(万寿宫)、两湖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陕西会馆等,贵州的万寿宫就有108所,在加速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兴学兴文。
此外,清政府派往贵州的各级官员如田雯、邹一桂、洪亮吉、阮元等,不仅学识渊博,还致力于贵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曾担任贵州学政的洪亮吉,是乾隆年间的著名诗人、史地学家和散文家,为振兴贵州教育,他走遍黔中山水,视察各地的教育状况。乾隆六十年乡试揭晓,洪亮吉获悉贵阳贵山书院生徒27人中举的喜讯后,即兴赋五百字长诗。
据《贵州通志》所载,清朝时,贵州共有140所书院、301所义学以及大量私塾,官学、书院、义学、私塾林立。道光年间,教育发达的遵义地区出现“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童塾声”的景象。正因如此,清朝贵州中进士621人、中举者6000余人,出现“两状元一探花”。
在厐思纯眼中,清朝贵州进士不乏才华横溢的优秀人物。如“中兴名臣”丁宝桢(黔西籍),诛杀宦逆,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兴办洋务,一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李端棻(贵阳籍),为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民主先驱,毕生致力于中国改革。
贵州士人始终谨记“修身齐家治国”
“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磊落峻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而为巨人。”这是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中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人格特质的描述。在厐思纯看来,这正是贵州人奋发图强意识的体现。
“贵州关山阻隔,广大读书人把‘少而学之’‘壮而行之’‘学而优则仕’视为人生目标,伴着孤灯,面壁苦读,谱写人生的华彩乐章。”厐思纯说,例如,王阳明在修文办龙岗书院时,贵阳的许多学子背着干粮、步行前往求学听课。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时,更是吸引众多学子蜂拥而至,聆听“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学说。
厐思纯查阅大量资料发现,明清两朝,贵州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并以家族、亲缘和师承关系为主导。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家学、家风的传承,视获取功名为正途。
铜仁徐穆家有《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传世,后者其家科甲鼎盛,子有“八英”之誉;贵阳潘氏世家,自居官清廉的潘润民开始,从明朝万历至清朝道光的200余年间,代有诗人,人各有集,辑有《潘氏八代诗集》;贵阳何孟熊世家,清朝先后考中九位进士,有“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之称;黔南士族周奎家“一门七进士”;李端棻世家孕育四进士……厐思纯说,明清两朝,贵州的世家为科举输送了大批举人、进士,帯动了贵州文教振兴。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内,收藏有67份清朝贵州籍进士考卷。”2018年冬,厐思纯曾前往美国,亲眼目睹这批考卷的“真容”。其中,何氏家族“一榜三进士”何鼎殿试卷,长2米多、高0.3米左右,封面以墨笔写着“应殿试举人臣何鼎”,朱笔书写“第贰甲第柒拾陆名”。在考卷扉页,写着个人简历以及应试人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等详细信息,“这为研究贵州科举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
厐思纯说,这些贵州磊落之士,恪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人生道路上“立德、立言、立功”,他们的勋业伟绩和人格魅力影响深远。
人物名片 厐思纯,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贵州省历史学会理事、贵州省社科院乡贤研究会副主任、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著有《贵阳人文读本》《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明清贵州六千举人》《明清六百年入黔官员》等历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