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古代希腊，欧博allbet毕达哥拉斯、希波克拉底、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等一长串人名，就会从曾经的数学、生物、语文、哲学等学科的课本上跳出来，再加上奥林匹克、掷铁饼者、雅典卫城、民主政治等一系列专有名词，就组合成一个“言必称希腊”的“古希腊”（前800年-前146年罗马征服）印象。
上述人物和事物都出现在古希腊古风-古典时期，这其实是希腊历史上很短的一段时间（前800年-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继位）。许多作家都选择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写希腊史，日本著名作家盐野七生的《希腊人的故事》，和英国学者格罗特的巨著《希腊史》一样，把书写的起点放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前776年）。古风-古典时期的确是古代希腊最为辉煌的阶段，但在这之前，希腊已经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
荷马史诗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虚构的，直到德国商人施里曼凭借一腔狂热爱好，以史诗文本为线索，于19世纪末发现了特洛伊遗址和迈锡尼遗址——世人才惊觉《伊利亚特》所描写的那场伟大战争竟言之有物。
在《伊利亚特》（以下简称“史诗”）一万五千多行诗句构成的庞大世界中，最吸引笔者的不是那些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而是在第十八卷才出现的“阿基琉斯之盾”。它与史诗的关系是，既与之休戚相关，又抽离其中。史诗用一种视觉化的语言，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神匠赫法伊斯托斯为英雄阿基琉斯所造的这枚战盾，引发了后世无穷的想像与解析，许多人尝试用“画”的形式还原它，文字解读更不胜枚举。笔者拟从史诗描述本身出发，梳理其中隐藏的希腊早期城市文明的发展线索，尝试解析“阿基琉斯之盾”中隐现的城市文明意象。
写在前面
关于“城市文明”。“文明”和“城市”，都属于难以一言蔽之的概念。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直推到“文明”在世界各地最早出现的临界点，会发现在那个时刻——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约公元前3500年出现苏美尔文明——“文明”和“城市”几乎是同义词。
“文明”有一个关键特征：它是由陌生人合作创造的。而“城市”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陌生人合作共同体，故“文明”产生于“城市”，而非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城市化”。为尽量减少歧义，本文使用“城市文明”作为关键词，以平衡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关系。
关于史诗的故事时间与成文时间。《伊利亚特》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3-12世纪，为希腊青铜时代晚期，亦即迈锡尼文明后期；而史诗成文于公元前8世纪，为黑暗时代之后的铁器时代早期，亦属于古希腊古风时期（前800年-前480年）。史诗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口头传颂，最后成文，跨越了三个时代，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
俄开阿诺斯河：海洋贸易带来城市文明
他铸出大地、天空、海洋、不知
疲倦的太阳和盈满溜圆的月亮，
以及众多的星宿，像增色天穹的花环，
普雷阿得斯、华得斯和强有力的俄里昂，
还有大熊座，人们亦称之为“车座”，
总在一个地方旋转，注视着俄里昂；
众星中，惟有大熊座从不下沉沐浴，在俄开阿诺斯的水流。
……
他还铸出俄开阿诺斯河磅礴的水流，
奔腾在坚不可摧的战盾的边沿。
（本文中史诗译文皆选自《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 著，陈中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神匠在盾面上铸造了大地、天空和海洋，说到惟有大熊座从来不到俄开阿诺斯河去沐浴，又用俄开阿诺斯河磅礴的水流将整个战盾上的世界围绕了起来。俄开阿诺斯（Oceanus，ocean一词的来源），是俄开阿诺斯河（the river Oceanus）的河神，希腊古典时期海王波塞冬的前身。在荷马史诗中，他和妻子忒苏丝是所有神的始祖；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他被划为第二代神（大地母神盖亚和天神乌拉诺斯的儿子），同忒苏丝生下了世界各地的河神与大洋女神——世上所有的水。
史诗其他部分关于俄开阿诺斯河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作为扁平大地的边界，日月星辰从水中升起再落入其中，比如太阳，“从微波静漾、水流深森的俄开阿诺斯河升起，踏上登空的阶梯。”它的“孕育”功能显而易见，世界从中诞生，又回归其中，一日一日周而复始；这种空间上的画面感又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抽象的“时间”概念。谈到希腊文明的自然环境基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爱琴海，俄开阿诺斯河“孕育”出的世界，同爱琴海“孕育”出的希腊文明，欧博百家乐是神话和现实的呼应。而现实中的“孕育”功能，建立在爱琴海的气候和环境特别适合海洋贸易的基础之上。
征服浩瀚深邃的海洋比征服迂回曲折的陆地要容易。距今4万年前，人类已经利用较大船只跨越巽他陆架（现马来西亚、印尼、婆罗洲一带的海陆）和莎湖陆架（现新几内亚一带的海陆）之间约90公里的深海海沟，到达了澳洲。1984年，土耳其乌鲁布伦海岸附近，发现了一艘公元前14世纪末期的沉船，这条船从特拉布哈瓦起航（今以色列海法），装载了从古代世界各个角落经由海路、陆路运来的货物——包括乌木制品、河马牙、象牙、玻璃、琥珀、珠宝、青铜器、金银器、铜锭、锡锭等，目的地是土耳其南部。
乌鲁布伦沉船颠覆了今人对当时地中海世界的想象：贸易已经惊人地将近东和地中海联系在了一起。爱琴海（地中海的一部分）适宜的气候和安全的航海环境，让它在远洋轮船发明之前，成为全球贸易（虽然当时的全球范围还没那么大）的枢纽，贸易全球化从那时开始萌芽了。
海洋贸易孕育了希腊第一个伟大城市文明：米诺斯。宫殿和神庙作为考古上最可见的物质证据，通常是早期城市的标配，在克里特，宫殿遗址分布在岛上多处，神庙则以“圣山”的形式出现。将米诺斯作为城市文明看待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规模性的宫殿已经不是村落的组织形式能够胜任的建造任务了，克诺索斯的宫殿占地面积达22000平方米之多，有1500间宫室。其二，米诺斯文明显示出很强的“开放性”，各地发现的米诺斯制造的物品显示，它有一个与希腊本土、塞浦路斯岛、叙利亚、小亚细亚、古埃及、伊比利亚半岛及美索不达米亚通商的网络。
米诺斯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要知道，在它之前的1000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城市文明已经发展起来了。米诺斯文明诞生在位置得天独厚的克里特岛，它正好处在前往上述两大文明地的重要海上航线上。显然，近东地区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城市”之理念——通过海洋漂到了克里特。而克里特又通过海洋贸易，将城市文明的种子传播到爱琴海地区，尽管在传播的过程中总有“走样”（后续会谈到的迈锡尼文明是一例）的情况。
早期城市文明主要被两大引擎所驱动：战争和贸易。固然贸易有着先天的优势，战争却依然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重要选项。究其根本，是因为战争比贸易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首先，战争有利于内部矛盾的转移，在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统治阶级可以轻易地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将“敌我矛盾”变为主要矛盾，从而维护其统治地位。其次，战争胜利带来的资源，依然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而贸易则会让商人阶层先富起来，让平民参与到新的财富分配中去，从而对统治阶级构成巨大的威胁。
米诺斯文明在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早期是很特殊的，甚至可以说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第一个完全依靠贸易来存续和发展的文明。后来的历史，一直到20世纪人类发明了核武器，“战争”引擎才熄火（局部依然顽固地存在），这距离最早的城市、最早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千年。从这个意义上，米诺斯是现代城市——不靠战争靠贸易——的远古范式。
战争之城：城市文明的倒退与中断
描写完神话色彩浓郁的俄开阿诺斯河，史诗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神匠在“阿基琉斯之盾”上锻造出两座非常具象的城市。我们先来看关于第二座城市的描写。
……
城内的民众并没有屈服，他们武装起来，准备伏击。
他们的爱妻和年幼的孩子站守在
城墙上，连同上了年纪的老人，而青壮们则
鱼贯出城，由阿瑞斯和雅典娜率领。
两位神祗由黄金浇铸，身着金甲，
神威赫赫，全副武装，显得俊美、高大，
以瞩目的形象，突显在矮小的凡人中。
……
将其称之为“战争之城”，是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由战神阿瑞斯和灰眸女神雅典娜“指导”的城市保卫战。虽然这座城市与《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并不是同一座（史诗中阿瑞斯和雅典娜站在对立面），但神匠的刻画依据还是从史诗中的战争故事而来的。有相关考古证据的支持，历史学家一般并不否认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交战双方，是集中在爱琴海西边的迈锡尼诸城联军——希腊文明核心（迈锡尼文明取代了米诺斯文明），与爱琴海东边的特洛伊城——希腊文明边缘。
特洛伊的位置非常特殊，位于爱琴海和普罗彭蒂斯海（今马尔马拉海）的连接处，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该海峡非常狭窄且水流湍急，古代船只难以通过，故而只能依靠路上拖行（船上货物则靠驮运）来到达普罗彭蒂斯海。海峡亚洲部分的岸边平坦而带有浅滩，为这种交通方式提供了便利。这里有一石灰岩的断崖是唯一的障碍。特洛伊就位于断崖西南面，从而控制了赫勒斯滂的通道，成为当时连接欧亚两大洲的贸易枢纽。
战争另一方的迈锡尼诸城，与特洛伊比较，或者说，与更早的米诺斯文明比较，在城市形态上呈现出一种向内收缩的的特点。“城市”退化成了“城堡”，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宫殿周边的小型定居点或零星散落的村庄里。高大厚实的防御性城堡围墙，与米诺斯（没有城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神庙”这一早期城市的标配，在迈锡尼难觅其踪。迈锡尼文明在城市文明传播的过程中是一个“走样”的案例，米诺斯的贸易驱动，到了迈锡尼那儿变成了“战争”主导，武士国王统治着诸城，王宫的形式如防御坚固的营寨一般。“阿基琉斯之盾”上（以及整部史诗中）对战争的描写，是迈锡尼文明的真实写照：“伏兵们见状，冲扑上前，迅猛”，“神明冲撞扑杀，像凡人一样战斗”——战争描写的暴力美学取向，印证了迈锡尼文明的“尚武”核心。
迈锡尼和特洛伊的对抗，就好像是城市之“城”与城市之“市”的对抗。“城市”这个词，最直观的理解，“城”指“城墙”，“市”指“市场”；再进一步，又回到了之前谈到的“战争”和“贸易”这两大古代文明驱动引擎。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因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斯巴达（迈锡尼诸城之一）王妃海伦而引起，实际上很可能是居于希腊文明核心位置的迈锡尼，由于青铜时代后期社会内部矛盾难以消化，统治者转而向海外寻求新的统治基础的一种表现。
远在爱琴海另一头的特洛伊，在“海陆”、“洲际”贸易驱动下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景象，显然让迈锡尼人垂涎三尺。特洛伊战争不是一场美人争夺战，而应该是一场迈锡尼人发动的贸易权争夺战。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结局是两败俱伤，现实中特洛伊城沦陷后不久，主导希腊世界的迈锡尼也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主导的文明，再加上宗教性凝聚力量的缺乏，让迈锡尼在面对后来的海上民族入侵时显得几乎不堪一击。城市文明中断了，希腊进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黑暗时代。
不论“战争”还是“贸易”，都有“外向性”的特点，它们对城市文明的驱动方式偏重于传播而非创造。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希腊青铜时代的城市文明米诺斯和迈锡尼，原创性的部分都不那么明显，它们是更古老文明传播的成果。米诺斯和迈锡尼留给后世的，除了那一堆建筑废墟，似乎没有其他能更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了。在“战争”和“贸易”之外，古代城市文明的驱动引擎是否还有其他选项呢？
理想之城：城市文明的重生
《伊利亚特》最终成文于古希腊古风时期，距离其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个世纪。这是一个城市文明重生的时代，而且这一次的重生带着一种“绚烂”的笔触，在人类文明史上画下了再也无法抹去的色彩。史诗描写“阿基琉斯之盾”上第一座城市的句子，是与整部史诗核心内容最大相径庭的一段描述。通常，这座城市会与第二座“战争之城”对比而被称之为“和平之城”，笔者认为称为“理想之城”更为合适一些。
他还铸下，在盾面上，两座凡人的城市，精美
绝伦。一座表现婚娶和欢庆的场面，
人们正把新娘引出闺房，沿着城街行走，
打着耀眼的火把，踩着高歌新婚的旋律。
小伙们急步摇转，跳起欢快的舞蹈，
阿洛斯和坚琴的声响此起彼落；女人们
站在自家门前，投出惊赞的眼光。
市场上人群拥聚，观望
两位男子的争吵，为了一个被杀的亲人，
一笔偿命的血酬。一方当众声称血酬
已付，半点不少，另一方则坚持根本不曾收受；
两人于是求助于审事的仲裁，听凭他的判夺。
人们意见分歧，有的为这方说话，有的为那方辩解；
使者们挡开人群，让地方的长老
聚首商议，坐在溜光的石凳上，围成一个神圣的圆圈
手握嗓音清亮的使者们交给的节杖。
两人急步上前，依次陈述事情的原由，
身前放着两个塔兰同的黄金，准备
赏付给审断最公正的判者。
不愿称之为“和平之城”的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与“战争之城”的那一座并不在同一个历史时间段。首先，“战争之城”上的人物关系虽然与史诗故事中的不完全吻合，但在其他方面是一致的，故可以认为“战争之城”与史诗故事是同时期的；“理想之城”中所描写的那一个类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场景，让人联想到的显然不是城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迈锡尼，而是史诗成文的古风时期，甚至是紧接着的古典时期。
其次，在司法场景的描述中，有一个明显的新现象：“仪式性”从宗教领域来到了世俗领域。“围成一个神圣的圆圈”、“手握节杖”都具有明显的“仪式性”。此外，以往这种“仪式性”场面的核心人物不是“神”就是“王”，是一个明确的具有统治意涵的人物，而这里的中心人物是“地方长老”。长老作为仲裁者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长老在“市场”上，在市民的围观（监督）下，以“仪式性”的方式去审理案件，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发生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史诗成文的古风-古典时期。
延续上述关于司法仪式的探讨，这里其实出现了一种“民主化”的政治意味。民主政治在古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市中，是一项热火朝天的实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利亚特》成文的时候，距离雅典的“梭伦改革”还有约1个世纪，后者是雅典民主改革的先声。“理想之城”上暗示了这一改革的到来，民主的力量已经在逐渐积聚。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古希腊人的民主，连同他们精确健美的人体雕像、诗歌、戏剧、哲学、科学等东西，被希罗多德概括为“希腊性（Hellenikon）”一词。
我们之前谈到了“战争”和“贸易”的“外向性”特点。“希腊性”的出现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它非常抢眼地展现了一种“内部动力”驱动的城市文明进步。不是说古风-古典时期的希腊没有战争和贸易了，而是说它们的风头完全被“希腊性”盖过了。
“内部动力”从何而来，似乎是个很难完整解答的谜题。但是希腊人在迈入新的铁器时代之际，有两项“新事物”显得特别耀眼。
第一项是腓尼基人带来的“字母表”。在青铜时代晚期，希腊语用线性文字B来书写，有200多个符号和标志，而铁器时代早期，希腊人用的文字系统不超过30个字母，甚至可以用之来书写极富韵律与节奏感（希腊人进一步创造了5个元音字母）的气势恢宏的史诗《伊利亚特》，这一切都得益于腓尼基人通过贸易带来的字母表。
第二项是新的军事技术“重装步兵”，这套技术的核心是攻防方阵，密集方阵中的每一个手持武器的士兵，用圆形盾牌重叠起来，盾牌保护的是侧面队友而非自己；战斗的关键在于坚守队形、集体肉搏，《伊利亚特》式的“单挑模式”在此毫无用武之地。最重要的是，士兵来自“市民”而非雇佣军和常备军，于是普通人和权贵一样，肩并肩出现在方阵中——这种战争中的平等是公民政治上平等的催化剂，希腊人的“平等”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
有了“字母表”，更多人可以去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有了“平等”，更多人发现了自己的重要性，更愿意投入到创造性的活动中去。每一个人“平凡”的“个体”，忽然都有机会变得举足轻重。希腊城市的“内部动力”，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体创新力”的迸发。城市文明在这个点上的重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塑造了“城市”与“人”的全新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性足以穿越欧洲中世纪的迷雾，直指现代。
结语
“阿基琉斯之盾”在某种意义上，是希腊古代城市文明发展的图像简史。海洋之于希腊，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环境因素，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直接受益于经由海洋贸易“泊来”的近东地区的城市文明理念；黑暗时代尾声，海洋又以更复杂的方式来帮助希腊进入全新的古风-古典时期，其中一项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为新的“个体创新力”驱动的城市文明奠定了基础。海洋之于古代希腊，不只是贸易，是“吸收”、是“传播”，是与世界始终保持顺畅、高效联通的纽带。
“阿基琉斯之盾”上的两座城市，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战争与和平，第一座城市充满了理想城市的色彩，并隐含了后续城市发展的线索。这两座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战争之城是“神的城市”，而理想之城是“人”的城市。《伊利亚特》是一部英雄史诗，浓烈、深沉的战争场面十分震撼人心，但对英雄时代的缅怀与歌颂还不足以成就这部史诗的伟大。在“阿基琉斯之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用“批判性”思维所建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的城市”到“人的城市”之划时代变革已然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