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牍时代，欧博娱乐官文书受制于载体，只能从形制尺寸大小上表现出等级，无法从色彩上表现出等级。纸质文书时代，特别是隋唐以后，纸张使用的普及和造纸工艺的大幅度提升，使纸张从色彩等方面区分不同等级和用途的官文书成为现实。说到纸张色彩的等级，首先要从色彩分等级说起。中国历史上色彩分等级，应该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以下是他的几段主要论述：《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这句话是说品德高尚的君子，不用青红色和黑红色做衣饰，在家里不穿粉红和紫红的便服。《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句话意为我讨厌紫色压过了正红，郑卫之声扰乱了雅乐，能言善辩之人颠覆了国家。可见孔子是以“礼”为标准来谈论色彩的，所谓以色明礼。那么孔子认为君子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呢？就是五行正位的五色：青、红、黄、白、黑，这是孔子认为的正色，而以上的绀、緅、红、紫皆为间色，要低于正色。孔子的话，虽则寥寥数语，却奠定了中国色彩美学的基础。
在服饰色彩文化的影响下，官文书用正色、私人文书用间色的传统随之形成。有学者对不同时代文书用纸的等级标识（包括用纸色彩）做了系统的梳理，可以看出，从晋、隋唐、到宋元明清，历代最高等级官文书——皇帝的诏令文书用纸色彩依次为青、白和黄，以下分别探求其文化渊源：
（一）晋朝的皇帝诏书：青诏
青诏即皇帝的诏书用青色纸张。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出土的晋代纸质诏书实物，但史籍记载晋制，皇帝诏书用青纸紫泥：“由是紫泥青纸，远贲恩泽。乡亭龟组，颁及婴孩。”（《陈书·陈宝应传》）又，唐代诗人刘禹锡《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绿油貔虎拥，青纸凤凰衔。”刘禹锡《酬严给事贺加五品兼简同制水部李郎中》：“九天雨露传青诏，八舍郎官换绿衣”。 这些史料足以说明晋朝皇帝的确以青纸为诏。
青纸至尊的原因，可从五行的顺序得知。青色在五行中位列第一，对应春季，春生木，木色青。大地回春，草木青青，山青水碧，故青色代表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有万物之源、生命之源的含义。天人合一，天子为万民父母，故“天子衣青衣”（《淮南子·时则训》）、制青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同时，尚青与道家文化也有关系。道家学说强调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青来自天空、流水、山川、草地，所以青色代表自然，尚青代表崇尚自然的雅趣。据唐李肇《翰林志》记载：“凡赐与、徵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这里的青词又称绿章，是产生于唐朝的一种文体，道教举行仪式时献给上天的章奏祝文，类似人间臣僚献给皇帝的章奏。一般为骈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故称为青词，可见道教对青色的推崇。
（二）唐代皇帝的最高诏令：白诏
从唐代文书用纸制度可知，唐代皇帝的诏令主要有两种纸张：一种是白麻纸，一种是黄麻纸。由皇帝近臣翰林院学士起草的诏令“内制”、征召的敕书用白麻纸，由中书省起草的“外制”、慰劳军旅等用黄麻纸，显然，内制和征召为重要的诏令，外制和慰劳军旅为一般的诏令，前者的规格更高。此外，元代皇帝的封赠文书规定：一品至五品（宣命）：用白色纸；六品至九品（敕牒）：用赤色纸。以上白诏的地位是最高的。
白纸至尊的原因，可从道家学说找到根源。老子最推崇黑与白，黑与白是其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老子是以色证道的。道家哲学反对五彩、主张素朴、返璞归真。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庄子亦云“灭文章、散五彩”。五彩泯灭，于是，黑与白就成为视觉上的两极：“黑”与“玄”相通，“玄”为幽远深邃，如“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白”与“素”相通，丝不染为“素”，木不雕为朴，如“见素抱朴，欧博allbet少私寡欲”。可见，老子的“知白守黑”、“见素抱朴”实际上是反对人为、主张自然的色彩观，是其“道法自然”的体现。老子又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述宇宙形成的过程，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原道训》对此的阐释更加淋漓尽致：“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这里以白喻天然之道，“白”即“无”，“色”即“有”，“有生于无”象征色生于白，故白生五色。
《周易》哲学中黑与白亦具宇宙基本构成的象征义：“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阴阳为道所包含的的两极，阴以黑象征，为有，阳以白象征，为无，就是我们看到的阴阳太极图。所以《老子》和《周易》从形而上的角度阐释黑、白两色，影响深远，不仅奠定了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成为宋元以后文人水墨山水画的精神源泉，也影响到官文书用纸制度。
（三）宋元明清的皇帝诏令：黄诏
从唐代开始，黄纸成为皇室文书的专用纸张，皇帝诏令、最高等级皇室宗谱——宗室玉牒皆用黄纸，甚至包括农民起义政权的最高等级文书也不例外。如太平天国文书中，天王洪秀全颁布的文书为诏旨，用横幅黄绸，东王杨秀清所发文书为诰谕，用黄纸龙边，侯王以下诏令用红纸无边。用纸制度与历代封建王朝一致。
黄纸至尊的原因，与五行学说有关。黄色在“五行”中对应“土”，处于中央位置，是谓“中央土”。既然黄为土之色，而农业社会的重土观念以土为尊，黄色就获得了至尊的地位。早在春秋时期，《墨子·贵义》即有“帝（黄帝）以甲乙杀青龙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西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的记载，黄帝通过战争统一各部族，成为中央之帝，各部族皆以龙为旗帜，帝为黄色旗帜，故称“黄帝”。西周时期，这种遗风得以制度化。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典礼，《逸周书》有记载：“封人社壝（社坛），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对黄色的敬畏通过权力的封受演变为祭典，于是黄色与权力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此后这种思想又与儒家大一统思想揉合在一起，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就是这样一个处于“中央土”的帝国，而有别于周边的“四夷”，这样“黄色”通过“土”与“正统”、“尊崇”联系起来，具有了正统、集中、统一的象征意义，大地之色、民族肤色、祖先称谓、中央王朝等种种涵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黄色的至尊。概言之，皇帝诏书用青纸、白纸、黄纸的原因，分别取五行之首、五行生成、五行中央之色。
至于文书用缣帛，则更多受到服饰文化的影响。以缣帛为载体的文书，集中于封赠类。封赠文书为皇帝封赠朝臣、嫔妃等的专用文书。从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封赠文书看，诰命多用黄、黑、赤、青交织色构成，敕命则用白色，皆为正色织物，与官文书用纸制度基本一致。而诰命采用五色交织的做法，也有其渊源。从上述西周五色封土开始，官方的祭典逐渐演变为民俗，以五色丝、五色线缠身、系物，在民间广为流传。因为五色皆为正色，民间五色并用是吉彩，诰命五色皆用，则有完满、庄重的意义。
二、诏令文书用印与玉文化
（一）诏令文书用印的历史沿革
中国历史文书的用印，材质非常丰富，纵观先秦以及秦汉时期多用玉，也有用金银的，还有用泥土的，从先秦“玺”字的写法有“璽”、“鉨”、“壐”等即可知。唐代以后，印章材料增加了象牙、犀角、陶、瓷等。元末及明代以后，多用石材，石材中又以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为最佳，但大多为私人印章材质。官文书用印制度形成于秦代，秦始皇之印独称“玺”，玉质，其他官员用印一律不能称玺用玉，可根据级别高低使用金、银、铜之类，这是官文书用印制度对材质等级标识的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从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到考古发现的汉代吕后的“皇后之玺”，再到清代的“二十五宝”，最高等级皇帝专用文书用印，除偶用金质外，毫无例外皆为玉质。
那么，为什么最高统治者对玉玺情有独钟呢？这与中国玉文化的特殊地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延绵至今的玉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对玉情有独钟。玉在实用层面是吉祥富贵的象征；在文艺层面是“温润如玉”的艺术境界；在道德层面是民族道德和精神的象征，无论是儒家的“君子佩玉”、还是道家的“君子怀玉”，都把玉和高尚的情操联系在一起。政治层面上，则是玉玺成为最高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早在史前文明的良渚文化时期，虽然尚未出现玉玺，但玉器作为权力的象征已经无疑。考古发现，在良渚文化的大墓里，都随葬着大量玉器。其中1986年6月在浙江余杭反山墓地12号墓出土一件上有神徽、神鸟的玉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玉钺中等级最高的。从该墓同殉的玉琮判断，玉钺可能兼有标志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功能，相当于权杖。钺代表军权，掌军权者抱琮事神，又显示其王者身份。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书其文,孙寿琢其字,将和氏壁制成皇帝玉玺。文曰: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小小玉玺，成为国之重器。而后来的历代帝王无不以皇室权威的寓意定义这枚玉玺，称之为“传国玉玺”，视之为一统天下的象征，大有“得玉玺者得天下”之势，玉玺的皇权象征意义由此确立。
玉玺与政治的联系，可以尝试从文字学角度予以解读：《说文解字》“玉，石之美也。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凡玉之屬皆从玉。” 可见玉是个象形字，像一根绳子穿着几枚玉片。再看王字。《说文解字》：“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董仲舒和孔子解释说，王字的三横，代表天、地、人三者，王就是能沟通天、地、人三者的伟大人物。我们看，王和玉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有连贯、贯通的含义，事实上，玉作为礼器，在古代的的祭祀中，的确充当了沟通天人的重要角色。或许这正是“玉”可以象征“王”的关键点。
（二）诏令文书用印与玉石崇拜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玉何以能成为皇权的象征、民族道德的象征、艺术境界的象征等等？这就需要追溯到玉文化的形成。著名文化人类学者叶舒宪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如此崇拜玉、喜爱玉的观念发源于史前人类的玉石崇拜。他从女娲补天、山海经等神话研究和大量实地考察得出结论：玉在远古人类的观念中，具有宇宙构成的象征义。《淮南子·览冥篇》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于是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说明在先民的想象中，天体是玉石打造成的，所以女娲可以从石料中冶炼出美丽的五彩玉石，来弥补苍天的裂口。因此，象征天体的美玉，不仅是天地神灵的所在，也代表一切美好的价值和生命的永恒，因此，汉字中“玉”字旁的所有字都具有美好的含义。道教词汇中的天为“玉天”、“玉清天”、天帝为“玉帝”、天帝所居之处“玉宇”，都表达了天与玉的相互认同。古人的观念是“天圆地方”，从传世的和出土的上古玉器情况看，玉璇玑和玉璧、玉瑗等圆形祭天品种，也佐证了玉直接与天体神话相关。如关于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重器玉璧的象征意义，学界主流观点即“圆天象征说”，认为圆形带孔的玉璧是仿宇宙天体而构造的。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绘制有距今四千年前后中国各地出土玉璋的地理分布图，从北方的河套地区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直到广东和香港，都有史前玉璋出土。这样重要的礼器批量出现在这么广大的地域，代表玉文化观念，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可以说玉文化先于秦始皇两千年已经大致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用汴和所献玉璧制成玉玺，代表国家最高权力，并刻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由此看来并不是传奇文学，而是真实的历史叙事，是强大而持久的玉文化传统的延续。后来的统治者对玉玺的重视——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气数已尽”也就不难理解了。小小玉玺由于代表了宇宙神灵，证明了皇权归属是天命所归、正统合法，所以历代皇帝凡登大位而无此玉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多少会受世人轻蔑，传国玉玺也成为平抚谣言、安定民心的得力助手。
我们再看仿天而造的玉器和玉玺的色彩。从早期出现古玉的史前文化遗址看，祭天主要使用的是青天色的玉石或绿色的绿松石。这两种玉石由于其天然色泽的特征，很容易令先民们将其类比于天体，特别是绿松石，其外观呈现出一种酷似蓝天的色泽。《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苍璧”是颜色像天青的玉璧，黄琮是颜色像大地的玉琮。
天体中的银河由大量发光的恒星构成，在人类的视觉感受中，如同众星组成的天上河流。这样的天河被比喻为玉石中发白光的白玉，月光、星光隐喻“白玉（盘）”的原因正在于此，因此白玉在玉石系列中最为尊贵。尊者莫过于天子，故天子佩玉用白玉，天子治国的信物玺印，当然也要用白玉。
据汉代刘歆《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帝斩白蛇剑。”汉帝所得之玉，即秦始皇的传国白玉玺，出土发现的汉代吕后的“皇后玉玺”也为白玉。再以清代的二十五宝为例，有白玉、青碧玉和墨玉三种，而以白玉居多，白玉玺、青碧玉玺的实际使用情况恰恰吻合了以上玉文化色彩的溯源，而墨玉可以象征深邃的蓝黑色天空（玄）。
玉作为宇宙天体象征的另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中国人对青瓷的极力推崇。瓷文化在中国极为发达，与天然之美的玉石相比，瓷之美更多地融入人工，但其所追求的温润、淡雅、剔透的美感极似玉石，所谓色如玉、品如玉，因而被人们称作“人造美玉”。青瓷在瓷器发展史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从商周中期到现在，中国一直很迷恋青色，青瓷在中国经过两、三千年还仍然极受欢迎，人们对青瓷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历代所称的缥瓷、千峰翠色、艾色、翠青等瓷，都是指这种瓷器。仅从名称上看，其仿天然之色的痕迹很是明显。唐代越窑、宋代官窑、汝窑、龙泉窑、耀州窑等，都属于青瓷系统，特别是宋代汝窑的“天青”瓷被奉为极品，在青瓷史上还留下一段佳话。
据清人朱琰《陶说》记载，瓷器烧制的历史以柴窑最古老。由于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所烧，所以名为柴窑。相传当时的工匠请示瓷器的外观样式，世宗大笔一挥批示道：“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后来北宋时期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烧制出天然朴拙、柔美静谧、深邃清澈的天青瓷，达到了“天工与清新”的境界， 汝窑也因此成名，列五大名窑之首。天青色正是青碧玉般宇宙天空的颜色，天青瓷之所以被推崇，不仅因其工艺复杂、稀有难得，更因其具有和青碧玉同样的“玉宇”的象征义。青瓷的生命力，与玉文化思想的支撑是分不开的。广而言之，中国的工艺美术都在追求玉文化，追求一种如玉的温润感。
综上所述，档案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不受到大的文化生态的影响。皇帝诏令文书用纸受到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多个学术流派色彩文化的影响，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而皇帝诏令文书用玉玺则受到更深层面玉文化强大传统的影响，诏令文书用纸与用印的深厚文化蕴含，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由于篇幅限制，参考文献和注释皆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