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欧博自古以来与中国联系密切。东南亚作为全球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之一，城市化进程迅速，同时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中国与东南亚近年政治经贸文化交往发展密切，“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城市化的推动是一个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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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是全球政治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共有11个国家，包括近年独立的东帝汶，以及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其中后10个国家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ASEAN)。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恢复了强劲的增长，特别是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帮助成千上百万的人口脱离了贫困。但是该地区的城市发展模式、阶段之间仍存在很多差异。东南亚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的位置，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马六甲是亚洲联系欧洲和中东洲地区的重要海运通道，全球四分之一的海运贸易和全球每年近一半的油轮都途经马六甲海峡。东南亚人口众多，在全球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战略地位重要，绝大多数国家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密切，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通道。

1、东南亚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之一

东南亚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占据重要地位。如果东盟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其经济实力可以名列全球第七（表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至今，东盟国家的政府债务占它们GDP的比例不足50%，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东南亚国家人口总数超过6亿，超过了欧盟或北美的人口总数；其劳动人口的数量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2012年全球的货物、服务和金融贸易达到2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36%。这个贸易额是1990年的1.5倍，而到2025年，这个贸易额预计可以达到2012年的3倍。东南亚国家有潜力在这个全球快速发展过程中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地位。预计到2030年，东盟国家可以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GDP达到4.5万亿美元。东盟计划将目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一揽子自贸协议统合成为“区域性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此基础之上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达成全面的自贸关系，成为一个自贸整体，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东南亚各国城市化水平差异

东南亚作为全球人口聚集的主要区域之一，人力资源丰富（表2、3、4），区域内各国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表5），但是水平各有差异。2014年，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城市化水平刚超过或接近50%，进入城市化关键阶段；而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城市化水平仍在起步阶段。预计到2050年，东盟各国中有半数即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城市化水平能够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

1、金字塔型城市体系

绝大多数东南亚各国的城市都在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但是它们的水平和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根据2012年亚洲竞争力研究所（The 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针对64个全球城市考察分析的全球城市活力排名报告（Global Ranking of Livability），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和全球城市，在全球城市中排名第3，同样在东南亚城市体系中也是遥遥领先于区域中的其他城市。在这个报告中，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名列全球城市第32位，泰国曼谷名列第41位，越南河内和胡志明市并列第52位，柬埔寨的金边名列第61位，菲律宾的马尼拉名列第63位，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名列第64位（表6）。

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GaWC）2012年的全球城市排名，东南亚城市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5位，吉隆坡名列第22位，雅加达名列第30位，曼谷名列第38位，马尼拉名列第57位，胡志明市名列第70位，欧博娱乐河内名列第100位（表7）。

根据这些权威机构的研究和排名，可以发现东南亚的城市体系是一个清晰的金字塔型结构。新加坡作为全球前5-10位的国际大都市，实力明显领先于东南亚的其它区域性大城市，是第一等级，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胡志明市、河内等东南亚经济强国的核心城市是第二等级，它们的实力处于金字塔的中间层面。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尽管实力、规模不尽相同，都处于金字塔的底层，是第三等级。

2、首都单极化现象

东南亚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较低，但普遍首都单极化的现象明显，首位度很高。1990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人口为850万，占国家城市人口比重的31.9%，1995年已经接近1000万，占国家总人口比重的15%。雅加达不仅是印尼的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和交通中心。1985年，雅加达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8%，但它的地区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10.3%。集中了全国批发贸易企业总数的1/10，就业人口总量的1/5。曼谷城市首位度之高，不仅在东南亚，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据统计，曼谷的人口占泰国城市总人口的比重，1960年为65%，1980年则上升到69%，1990年仍达57%。1970年曼谷人口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33倍，1980年更增至50倍。在1950—1990年间泰国曼谷的人口猛增4.3倍，达到716万，而该国第2至第5位的4个城市的人口合计尚不及曼谷的1/10。缅甸首都仰光的人口比全国第2至第8位的7个城市的总和还多0.8倍。类似的情况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也集中了城市移民的大部分，并且聚集了马来西亚30％以上的经济，但相对印尼、泰国、菲律宾来说，集中程度稍低（表8）。

东南亚国家首都单极化现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因素。东南亚国家原先都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都有殖民地的历史。国内产业基础薄弱，而且国土面积不大，因此仅有的产业集中在首都。首度成为了国家的唯一政治经济中心。这个现象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中常见。第二，社会文化因素。亚洲文化有中央集权的传统，首都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的中心。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日本东京、韩国首尔这样的发达国家的首都的单极化现象也十分明显。第三，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东南亚国家为了快速发展产业和经济，最便捷和直接的措施就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行升级和扩张，必然导致作为经济和产业中心的首都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同时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口流入首都就业。只有当首度对其他城市产生辐射效应，产业梯度扩散后，这种单极化现象才可能逐步缓解。

3、城市化水平差异显著

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东南亚地区整体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大，东南亚各国国内城市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大。东南亚地区的2014年的整体城市化水平为47.0%，远低于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表9）。同时，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巨大，新加坡早已实现全面城市化，而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东帝汶等国2014年的城市化水平还低于40%（表5）。

制约东南亚国家发展更为重要的城市化差异因素是各国国内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印尼人口的60％集中在仅占国土面积不到7%的爪哇岛和马都拉岛上，而爪哇岛以外的占国土面积93%的13000个岛屿上居住着不到40%的人口。印尼现有五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其中有四个位于爪哇岛(雅加达、泗水、三宝垄、万隆)，只有棉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部。印尼的铁路总长的75%集中在爪哇岛，其余25%分布在苏门答腊岛，其他岛屿则没有铁路。爪哇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而地域辽阔的苏门答腊仅占10%，加里曼丹只占25%，苏拉威西等则几乎没有工业。泰国南部靠近曼谷的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而东北部、北部等地区的经济十分落后。在经济布局上，其绝大部分生产力集中在曼谷地区。

曼谷地区制造业产值占泰国制造业总产值的约80%，中部地区居第二位，但远远落后于曼谷，仅占10%左右，而南部、北部和东南部总共不足10%。在菲律宾，其城市人口及其经济中心主要位于吕宋岛上，其面积占全国的1/3，人口却占了半数。首都马尼拉位于该岛的西岸，包括与之毗邻的3市13镇在内的“大马尼拉”总人口占国家城市总人口的1/4强，其工业产值独占全国60%，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到90%。而全岛的工矿业占全国的80%以上。在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其城市人口、经济主要位于马来半岛上。马来半岛的面积仅为全国的2/5，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占了85%，制造业的比重更高达95%。其中，半岛西侧是马来西亚的城市、人口及其经济的聚集地，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人口，90%的种植园和工矿企业。马来西亚的主要城市也大都分布在这里，其中吉隆坡是最大城市。越南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表现也十分明显。越南四个直辖市胡志明市、河内、岘港、海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少数贫困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5-8倍。包括胡志明市在内的南部东区相对富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90%分布在北部高原地区。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而导致城市分布不均。如文莱包括斯里巴加湾在内构成的穆阿拉地区，集中了全国65%以上的人口；而老挝的首都万象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是老挝商业最集中和最发达的地区，全国著名的大学都集中在这里。

4、低水平的快速城市化

东南亚国家城市化起点低，速度快，导致了整体水平不高的同时又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即城市的发展跟不上城市人口的扩张速度，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如基础设施不足、城市贫困人口涌现、贫民窟及环境问题等。

基础设施问题主要反映在城市市政设施不足和交通拥堵。东南亚国家的城市由于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城市扩展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严重脱节，导致许多城市的不同区域缺少配套的给水排水、电力、燃气、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或者限时供应，或者经常中断服务。人口激增和公共交通不足会带来严重的交通拥堵，曼谷、马尼拉、雅加达这些大都市就是典型案例。曼谷车满为患，泰国每十辆车中就有一辆在曼谷。曼谷市内车速仅为每小时9—11公里，高峰期间车速更慢。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居民每日需花2-3个小时来往于公司、住宅和学校之间。雅加达的交通堵塞导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的人，每天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等车和坐车。

城市环境的恶化是东南亚地区“过度城市化”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工业和车辆的集中严重污染了城市空气。曼谷市的空气污染是东南亚国家中较严重的，空气中的悬浮粒物和铅的比重分别是人体器官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2倍和3倍。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亚洲居第8位，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最高的。东南亚许多城市的废水排放系统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工业和生活废水已使东南亚各国的河流受到严重的污染。通过湄南河排入海洋的污染物已经超过了排放标准的40倍。马尼拉市周围的5条河流已被科学家宣告为“生物死亡区”。

大量贫民窟也是东南亚地区“过度城市化”的一个主要表现。雅加达和马尼拉市有100万人居住在贫民区，这些地方缺少必需的安全用水和排污系统、交通、保健、教育服务不足或根本没有。据统计，曼谷有超过20%的居民生活在又脏又臭的贫民窟里。雅加达、马尼拉等城市，至少1/3的居民住在被社会学家称为非正式居所的棚屋中。这些人虽然身在城市，但与城市文化隔绝，享受不到或很少享受城市文明，许多人仍按农村习俗生活，是城市中的“乡村”。

东南亚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的本质是在短时间内的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本身并不具备与这些人口数量相配套的就业岗位、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这只是人口的迁徙，这部分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并未真正城市化，享有城市居民的条件。因此这种城市是一种虚假城市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管理、建设基础非常薄弱，城市化进程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一种短期剧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秩序混乱和功能失调。而这种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城市化进程本身来加以解决。

1、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政治经济合作互动密切。虽然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存在种种争议，但是作为比邻的发展中国家，双方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近年双方合作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的成果也见证了“求同存异”、“合则两利”的原则。

东南亚国家立足于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的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积极参与。2014年8月开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谈判着重提升双方的经贸合作，为东南亚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除了经贸关系之外，东盟国家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社会交往也越发密切。2014年是东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年。东盟和中国正在共同起草双方2016-2020年的合作行动计划。通过合作与发展来化解争议是务实的途径，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繁荣和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互利

中国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表10）。同时中国还是东盟大多数成员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表11）。

2005年开始，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3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数额（FDI）仅次于欧盟、日本，在东盟以外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三。自从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全面启动以来，中国公司对东盟各国的商贸和投资飞速增长，特备是在基础设施、采矿、房地产、金融、商贸等几个主要领域（表12）。如2013-2017年，中国公司在东盟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达到500亿美元。在东盟投资的中国企业规模不等，从大型国企到小型民企都有。吸引这些企业的因素包括丰厚的利润，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低廉的成本。除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支撑之外，中国政府和银行的大力支持也是中国-东盟经贸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

3、东南亚国家城市化的自身要素

“一带一路”对于东南亚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是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中国和东南亚城市增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发展的良好机会。把握这个机遇，东南亚城市还需要强化自身的多方面能力。

第一，建立城市经济适用房体系。城市化需要使城市居民享有应有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基本条件，保证居者有其屋，这也是新加坡发展的主要经验之一。东南亚国家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解决城市经济适用房显得尤为迫切。相关城市政府需要：提供足够的区位合适的土地，采用标准化的快速建设方法，提升房屋建设和维护的效率，提供多样化的经济手段。预计东南亚国家为了提供与城市人口相配套的经济适用房，每年需要投入1830亿美元。这对政府、城市居民、投资者和其他涉及方而言是一个多赢的机遇。

第二，提升行政的公开透明程度。政府的行政能力是城市化得以顺利推行的保证。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着新一代官员组成的国家和城市政府，但是贪污腐败和行政低效仍然是东南亚政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需要完善监督和追责体系，同时避免其受到现有官僚体系同化而流于形式。

第三，完善城市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条件和城市成熟的重要体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100年，东南亚地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的损失相当于地区每年GDP的6.7%。而全球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的损失仅相当于每年GDP的2.6%。因此城市需要强化和完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以保证在受到短期灾害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时，有充分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

第四，掌握城市发展的新技术。这有助于迅速提升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发展的基础薄弱，受到起点、资金、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对新技术的应用不足。当今城市化和全球城市竞争，新技术的应用尤为关键。

第五，强化城市的品牌和信誉。这对吸引投资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需要城市具有强大的品牌和良好的信誉。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而是城市所有组织和个人的集体的责任。